程贤章•客家人与《围龙》

　　四、山与屋：客家文学的叙事基调

　　不久前，我在一篇评述潮汕青年作家陈跃子作品的文章《海与岸:潮汕乡土文学的文化意韵》中，把同处粤东，同是由北方迁徙而来的汉族特殊民系而产生不同的文化现象作了比较"我常想同处于粤东的客家人和潮汕人的文化品格异问问题，概括地说，客家人地处山区，背山面山，围屋而居，视野较狭窄，走不出山与屋，其文化特征可归结为‘山屋文化’，而潮汕人则背山面海，视野开扩，出门则海，其文化特征可概括为‘海岸文化’。"

　　我以为，"海岸文化"是较准确地把握了潮汕文化的内涵，而"山屋文化"也准确地点明了客家文化的特征。背山而居，面山而行，向山而作，这是客家人祖祖辈辈难于改变的现实，正因为山穷造成人穷，穷则思变，必须向山地宣战，向大地攫取，才能生存。山是刚强坚毅的，人也是刚烈不阿的。客家人由山与屋造就的独特的文化心理，形成敢上天，敢下地，不平则鸣，不屈不挠的民系性格。

　　也就是说，"山屋文化"是客家文学的重要标帜。从客家文学史上看，宋湘、黄遵宪、丘逢甲等人的诗歌，张资平早期的一些描写客家人生活的小说，李金发的一些怀乡散文与诗，直至当代客家文学的奠基者程贤章的客家乡土系列长篇小说，都离不开山与屋以及由山与屋形成的独树一帜的客家文化，由此而奠定了客家文学在中国近代及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程贤章的《围龙》是当代客家文学的扛鼎之作。这是反映客家地区特定的社会历史与现实交融出的写实作品，它写出了客家人厚重的历史和具有热力的现实生活，是客家地区深厚的沃土上产生的乡土文学，是发韧于历史、植根于现实的有着深厚功力的作品。中国乡土文学源远流长，它通过一个地域乡村的历史变迁和人的心路历程的变化描绘，折射出过去与现实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状态与文化意蕴，因而具有强劲的艺术生命力。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等标示出乡土文学的地域特色和社会蕴涵，蹇先艾的《水葬》、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废名的《竹林的故事》、马子华的《他的子民们》以及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沈从文的《边城》、《萧萧》等写了作者的乡土情结和社会底层的人物命运;当代作家刘绍棠的运河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古华的湘西系列以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传品展示出急速变化的社会风貌，具有浓重的地域风情，形成独特的文学风景线。可见一个作家如果用工笔重彩写出地域风貌的热烈颜色以及社会变革中的人情世态，就能产生具有长久魅力的乡土文学来。程贤章正是致力于描绘客家山川风貌、人情风俗以及展示客家社会历史情状的作家，他的系列长篇小说《胭脂河》、《彩色的大地》、《神仙?老虎?狗》、《云彩国》以及《围龙》等再现了具有客家韵昧的风土人情，有其独特的生活情境:山歌;情歌、水客、围屋、墟镇、山寺、山川景物、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社会环境等，在程贤章笔下都作了绘声绘色的描摹。《进士第》中对围龙屋的描写，《"黑描"投胎》对客家种种神秘文化叙述，《老母山两"道士》对老少两"道士"的刻划，《宰狗》中对客家人焖糟水狗肉的细描，《跪乳》中对客家特有的子孝母亲养育之恩的体认等等，都深深地烙下客家乡土文学的印记，既有浓浓的人情昧，又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呈示出美丽隽永的客家民俗的风情画，有着独特的韵味。

　　当然，乡土文学不仅要有厚重的地域文化色彩，还要有丰富的社会生活蕴涵。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中说"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是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震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可见，乡土文学除了描绘特定的地域的社会风情外，还应该充分挖掘它的社会内涵，揭示其蕴含的时代性和社会性，这是乡土文学的重要命题。古华在《芙蓉镇》的"后记"中谈到他的作品是"寓政治风云于风情民俗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可以这样认为，古华的这种乡土文学观念是乡土文学最重要的审美特征。

　　
　　《围龙》叙事基调是以进士第里外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景，通过进士第的兴衰荣辱描写，折射客家人的历史与现实生活，反映他们命运的坎坷，生活的艰辛，它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史诗意识。进士第里的陈氏家族，在经历100多年的人世沧桑之后。留守围龙屋的也好，走出围龙屋的也罢，他们演绎出一幕幕悲欢离合，令人震颤的活剧。无论留守围龙屋的陈长报，或投笔从戎的程武，抑或远走南洋的陈民利，他们是普通的客家人，又代表着千千万万个客家人的命运。他们虽然个性各异，生活道路也各不相同，然而，他们都有着共性:真诚、坦荡、执着、认真、倔强、勇敢地走自己的路。这些正是客家民系在千百年来形成的特点，体现出客家人的品格。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道路无不与政治风云、社会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维系在一道，这就使围龙屋进士第不仅仅有家族色彩，而且还具有浓厚的社会内涵。

　　由此可见，乡土文学需要准确把握一个特定地域的文化精神，尤其是要把握好这个地域的群体在特定的历也情境和现实社会环境中，由传统的文化积淀以及新的社会因素制约下产生的精神风貌，把握好一点就能较好地表现特定地域中产生的与时代风云相联系的社会生活，从而达到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程贤章的《围龙》紧紧扣住客家民系的文化精髓，与时代风云变幻联系在一起，使作品不仅有.时空的广度与宽度，而且有作品的厚度与力度，无疑这是乡土文学的新收获。

　　一方水土育一方的人。特定的地域由于其社会环境、民情风俗、特有的文化品格和生活习惯等等，以及长期的历史环境会哺育出一方俊杰。乡土文学就要着意表现特定地域沃土上培育出来的有个性的人物，才能生动地表现时代生活的内涵。

　　在《围龙》中，程贤章给读者奉献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程武是颇具个性的人物。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充满激情，以浓重的色彩描绘这个好坏兼而有之的人物。程武出生三个月便过继给舅母田氏为子，长大后与田氏乱伦，留下血脉后离家出走。他当了道士，但不安分的他与女信徒做了许多"不安分"的事;他从军，却仍不安分，近乎恶作剧地教训了作奸犯科的小恶霸，这些构成了他的负面人生;但他嫉恶如仇，对军阀吴佩孚的战斗中他智勇双全，率部战而胜之;当日寇战火燃烧到上海时，他英勇作战，奋勇献身，为国捐躯。作者写他与田氏始乱终弃，忘恩负义;写他与女信徒的浪漫情调等，但瑕不掩瑜，程武在时代的血火锻造下，终于完成他的光辉人格的塑造，表现出客家人敢于抗争不畏强暴，爱国爱家的刚毅性格。

　　在作品中，北伐牺牲的老玄之子袁来福也是性格复杂的人物。他子承父业，到东北前线抗日杀敌。在偶然的机会中与信子结识后结婚，返回故里。按理说，他可以过夫唱妇随的平静生活，偏偏解放后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一波接着一波，这就造成他逆来顺受，安贫乐道的性格，但他弃农就副的经营方法与当局者的政策不一致，变成了走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于是在"文革"中产生了和县委"老走资派"站在一起陪斗的尴尬局面，但这一切使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受尽凌辱的袁来福的性格变得多姿多彩起来;在批斗中，他不但没有自卑感、羞辱感，反而觉得有几分光荣。这种现象看似滑，其实是写出了时势造就的袁来福变态的个性，让人们掂出生活的分量。

　　大野（原名袁和平，是袁来福义子）是日军军官的孤儿，由袁来福收养，在客家山村长大，当中日建交后回到日本;韩辉是印度血统的弃儿，由天送、醒莲夫妇收养。大野与韩辉都是客家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他们成家立业之后，忘不了父母亲的恩德，更忘不了浓浓的故乡情，他们回报家乡，他们虽然个性不同，但却在报答知遇之恩上殊途同归，因而产生了鲜明的共性，让人们读到活脱脱的人物形象。

　　田政委是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在他身上体现出客家人的美好品质;勇于开拓，敢于承担责任，为了众人的事业，他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尤其在政治风暴席卷客家山城时，他运用他的机智保护了像大野等外籍人士。他默默无闻地工作。善于团结人，在改革开放以后，他又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团结海内外客籍人士，共同建设新家园。

　　程贤章在《围龙》中把客家人的大山一样的宽阔的情怀，大山一样刚毅的性格，与围龙屋所象征和昭示的客家民系深厚的文化根基联系起来思考，在审美态度上把人与环境、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都放在强烈的时代色彩中加以整体观照，使人物体现出浓厚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

　　当然，《围龙》并非完美无缺。由于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时空跨度较大，结构上难免有某些松散之嫌;由于作者偏爱叙述和议论，并以此来推动情节发展，有时显得沉闷;另外在写法上有些地方也略显粗疏。但从总体上看，《围龙》是有力度、有气势的作品，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是较为成功的。

　　（文章出自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客家研究辑刊》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