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１２年精心打磨《旷野黄花》

　　5月28日，李伯勇的长篇小说《旷野黄花》在上犹县举行首发式。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旷野黄花》是上犹籍作家李伯勇历时12年精心打磨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作者多年来致力创作的“幽暗家园”四部曲系列长篇小说的压轴力作。

　　李伯勇的长篇小说，是当前赣南文学的拳头产品。继《恍惚远行》之后，《旷野黄花》将给读者展示些什么？记者就这个话题与李伯勇作了交流。

　　四易其稿瓜熟蒂落

　　记者：现在的读者都“有点忙”，读长篇小说尤其会“慎重”选择。大家可能首先想知道，这部刚出版的《旷野黄花》是一部什么样的长篇小说？

　　李伯勇：这是一部被人遗忘的赣南客家人的生活史、精神史和心灵史。小说以20世纪上半叶赣南集镇信泉镇为背景，以客家文化精神的起伏消长为主轴，老中医黄盛萱一家三代人的不同命运为主要轨迹，描写了不同类型乡村知识分子独特的悲凉命运，展示了这些人物的灵魂和文化精神，展示了20世纪初中国进入现代以来，乡村开始出现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自由情怀和令人扼腕的归宿。通过对赣州文化地理的梳理与描述，原生态地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的现代性的辉煌和悲怆，塑造了挺立于20世纪时代激流中的赣南客家人形象。

　　记者：印象中，你的长篇小说都具有浓厚的乡土味，而且写作时间较长，在当前的长篇小说“早产”“速成”现象中，这是一种难得的坚持。在《旷野黄花》的结尾，我看到的又是“十年磨一剑”式的写作。请你介绍一下写作过程。

　　李伯勇：1995年在写长篇《轮回》之前，我心里就开始纠缠于这个素材了。它最初的触发来自于1980年代县里一些老干部写的一份材料，客家重镇信泉（现实中的上犹营前）镇的经济物质生活、文化精神状况就进入了我的视野，我发现了许多以前自己不知道或忽略的东西。为进一步了解和体验，我到许多县实地采访，翻阅文史资料。在经过一番认真的“田野作业”之后，我于1997年的夏秋用4个月时间写出了18本稿纸60万字的初稿。

　　记者：从1997年成稿到2010年正式出版，可以说是四易其稿瓜熟蒂落。是什么力量使你坚持下来？

　　李伯勇：所谓四易其稿，在我这部作品其实是立意不变，主要人物和关键情节不变，不断地删削，由原来的60多万字删减到近40万字，文本更为凝练精粹。

　　虽然我坚信这部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但出版不那么顺利，这里有多重原因。一是“思想”有些前沿，比如把赣南那个时间段出现的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和人的活动置于中国现代化起步的视野之中；二是编辑对赣南客家人生活（包括方言），对赣南这块土地并没有多少了解；三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向市场倾斜，我这部不是官场小说，不是武侠小说，不是青春小说，自然受到考验；四是在写作中我涉及过多的内容，人物和情节不那么集中，大量的赣南方言，这都影响了可读性。这部书的出版成了我的心结，在我后来连续地每写一部长篇（如《寂寞欢爱》《恍惚远行》《父韵空濛》）之后，或者读社科书，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这部书的人物和立意。当然，几位评论家师友对此作的肯定也坚定了我的信心，一次次点燃我的激情。比如刚写完初稿，雷达先生就来信肯定；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李建军先生也给我指出可读性不强的问题；我与钱理群先生讨论“精神创伤”也深化了我对此作的思索。在朋友的介绍下，中国文联出版社接受了我这部作品。说到底，是丰裕的物质生活与信仰缺失、心灵荒芜的巨大反差让我觉得这部作品并没有过时，我每次修改都激情充沛全力以赴。如同钱理群先生在序言中说的，他感受到了我“自我生命的成长”。修改的过程就是我自我生命成长的过程，而成长中的生命是充满激情的。

　　为“幽暗家园”四部曲压轴

　　记者：你曾经多次向我提起过你的“幽暗家园”四部曲，《旷野黄花》便是其中之一。这本书在你的“幽暗家园”四部曲中处于什么位置？

　　李伯勇：按写作时间，我的“幽暗家园”四部曲开篇是《轮回》，接着是《旷野黄花》，然后是《寂寞欢爱》和《恍惚远行》，但按出版顺序，《旷野黄花》却排在了后面。我并没有写四部曲的构想，写下来竟成了四部曲，这是现实生活不断发展，我的思考不断深化的结果。这四部小说，每一部表现形式叙述方式不一样，《旷野黄花》是第三人称，全景式描写，即以历史中性化、客观化与文化角度，这样才得以客观准确地表现人物（包括心理）。在时代洪流中我着眼于柔弱个人的坚毅与脆弱，在社会生活的广度、人性深度上做了全方位的艺术表达（比如写了各式革命者、官员、社会人士，乡村女人城镇女人知识女人）。这些年，“乡土”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而目睹当下乡土——尤其是乡村精神层面上的离析荒芜，而我们以前的乡村并不是从来如此，于是就有个重建和乡土联系的自觉尝试，我的“幽暗家园四部曲”就是这种探寻成果。《轮回》的故事和人物集中于四个乡村家庭，《寂寞欢爱》故事人物的背景是在边缘化的赣南深山，《恍惚远行》有乡村到县城的现实生活气息精神气息，广度却受到一定的限制，而这部《旷野黄花》展示社会生活广度的同时展示人物心灵的深度，作品思想和精神的深度。我写出了自己土生土长的，而今被遗忘的曾经有过的赣南，当然也是我所发现并理解的赣南。缘于现实的观照，它恰恰成了压轴之作，它应该是压轴之作。水到渠成吧，超出了我的意料。有人说我的“幽暗家园四部曲”属于新乡土小说，而《旷野黄花》更具有这样的特征。

　　记者：你为什么把已经出版的四部长篇冠名为“幽暗家园”？

　　李伯勇：事前我并没有“幽暗家园”系列长篇小说的构想，写人的失败——性格悲剧命运悲剧，风格沉郁，一路写来，因我的素材、立意和叙写方式——作品思想艺术风格相贯穿，也就形成了“幽暗家园”系列。如此冠名，表达了我的一种审美追求，也形成了我的创作风格。幽暗是一种明暗之间的灰色地带，也有着回忆与追思的忧伤情调，南方的忧伤。我认同莫言最近谈上世纪60年代的红色经典《红日》所说，写悲观，失败，会让人不舒服。而不舒服之处（灰色地带），恰恰是最能产生文学意义的所在。午夜的幽暗与黎明前的幽暗其实是相通的，如此生活情境我都体验过，我更感受到了拂晓时分开始升腾漫漶的清新。

　　“写乡土于我是自然的，

　　也是应该的”

　　记者：从你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到现在已有30年，这么多年你一直在乡土小说中耕耘，尤其是这部《旷野黄花》，你有什么写作体会可与读者分享？

　　李伯勇：从我的生活经历阅读经历，从我生活的小县城，都与乡土紧紧相连，甚至包括赣州也可以说是赣南大乡土，写乡土于我是自然的，也是应该的。从艺术创新来说，我们必须挣脱旧有的艺术模式，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坛再没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作家也发生了分化，对我来说，没法写都市生活和官场生活，自己追求一定思想和精神深度的写作也适应不了通俗小说的写法，这就需要自己增强主体意识，以现代精神关注并拥抱现实，不断提升精神视野，增强人文精神，把握时代的脉动，洞察时代的精神课题，这样对乡土的现实和历史就有新的震撼性的发现。学习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现代小说的艺术方法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方法。把“发现”转化成人物写成作品，是个艰难却是充满愉悦的过程。本雅明说：小说不是因为我们展现了别人的命运而有意义，而是因为这陌生人的命运燃烧产生的火焰为我们提供了我们从自身的命运中从来没有汲取的热量。

　　记者：也可以说，你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以及对自身的准确定位，成就了你的今天。克服浮躁，静下心来写作，是写作者非常需要具备的一种素质。

　　李伯勇：是的，我把写作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当作自己生命的组成，当作自我生命积极的推进器。当我们确立了一个精神目标（奋斗目标）之后，你必须全心全意而不是半心半意、全力以赴而不是犹豫徘徊，自己要主动承担，坚韧地承担。采访，构思，写作，等待出版，创造条件出版，急不得，但必须要有积极的态度。一旦作为事业，你就必须调动人生的全部力量，恐怕做别的事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