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古民居文化特征及旅游开发

　　客家古民居文化特征及旅游开发

　　一、客家古民居的基本风格和特点

　　民居是指各地区、各民族的居住形态和居室结构的总称。它是人类长期适应地理环境条件的具体创造；它标志着在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等综合影响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民居水平;同时也不同程度反映出一个地区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素养①。在特定历史地理环境条件下，形成于客家古民居，在特定客家民系社会发展演进和历史文化长河中，已形成了自己的固有风格和特色。

　　(一)类型多样，风格独特

　　客家古民居建筑大多分布子闽粤赣边境山区，类型复杂多样，风格独特。其类型主要有：高层土楼、走马楼、四方楼、五凤楼、围龙屋、中西混合式的民居建筑等六种，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土楼和围龙屋。土楼是客家民居的早期代表，大多分布在福建永定县、广东大埔县境内。最古老的土楼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围龙屋是稍后期的典型客家民居，在广东梅州和江西赣州最为普遍，且富有特色。客家古民居的特色为：一是群体聚居。客家人从中原经多次迁徙到此异地，人地生疏，势单力薄，为加强力量，他们多以宗族为单元聚居，少则三五家，多则十几家甚至数十家，建成适合数十人乃至上百人居住的大型建筑物；二是对外封闭。客家人南迁，由于这些地方先有土著居住，为防御外人的骚扰和盗贼的侵犯，在民居建筑设计方面增加了防御功能，在结构上形成对外封闭的形态。具体来说，客家古民居还具有：四合院中轴线的圆形平面布局;因地取舍、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大屋顶、高台基和比例匀称的屋身;以木材为主的结构；绘画复杂，色彩浓重等五个特点②。

　　(二)高大雄伟，气势恢弘

　　以"大"为美，是中华传统审美观之一。因此，凡古代帝王宫殿、陵墓、宗教神庙、古建筑工程等，无不以"大"为特征。以土楼、围龙屋和华侨回国所建的内土外洋以客家洋楼为代表的客家古民居，同样凸现出了这一特征。如福建永定土楼，成百上千被保存下来。土楼有圆有方，但圆形土楼多见。土楼一般三四层，高近二十米，圆面直径七八十米，每层房间少则三四十间，大型的多至七八十或上百间，居住着同一血缘的大家庭几十家乃至几百家，人口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气势极为雄伟壮观。如座落于永定县高陵乡洋村陈氏家庭的"遗经楼"，为清嘉庆11年(1806年)第十七代祖开始兴建，历经三代70余年，建成了占地面积10366平方米，外墙东西宽136米，南北长76米；主楼三座五层，府第式主楼平面并联，组成高大壮观的城堡式巨型土楼③。遗经楼是普遍存在于千百座土楼中之一，所有土楼无不以高大、粗犷、雄伟而称绝。以"一进三厅二厢一围"的粤东北"围龙屋"，虽不及土楼高大雄伟，但"三进九厅六厢三围"等大型围龙屋古民居，仍有数百个房间，平面面积上万平方米，同样雄伟壮观，气势不凡。

　　良好的居住条件是人类对美的共同追求，舒适、美丽、经济、安全、卫生、方便，是人类营造住室的基本准则。为此，客家先民们创造出了被外国学者赞称为"世界文明明珠"④的客家土楼和"梅县天国"⑤的客家围龙屋。其建筑构思极为奇巧而科学；其最大特色是防卫功能突出。如土楼的建筑结构多为圆形。据研究，同样长度的墙垣圆形面积较方形大，圆形掩体视线比较宽，便于瞭望与观察四野，防御功能远胜于方楼;圆形对风的阻力小、流速快，且圆楼墙十几米，一二层不开窗，里圈建筑由高到低，层层挡风，避风功能圆楼比方楼更佳；且圆楼房间朝向与方楼相比，好坏差别不明显，有利于家庭内部分配，有利家庭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圆楼在建筑上比方楼省工省料，且因周长围合的圆形面积是方形面积的1.273倍，故而可获取比方楼更大的内院空间；圆楼能均匀地传递水平地震力，抗震能力强。土楼建筑方法上是采用当地具有粘性的生土，掺入细砂、石灰、糯米，配以竹片、木条作筋骨，反复揉、舂、压、板夹夯筑成厚达三、四尺的外墙，楼高三至五层，最高达20米，采用全封闭式的防御结构，一般第一层楼不设窗，顶层有的设有枪眼炮孔。因此土楼具有通风、采光、抗震、防潮、隔热、保温、防风、防兽、防火、防盗匪等各种功能，它最能表达客家人在险恶地理环境中顽强抗争的生存激情⑥。

　　由于客家人的不断开拓进取，经数十代人的顽强抗争和辛勤耕耘，由百蛮荒徼的土著社会反客为主，而成为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客家世界，其民居亦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于是将客家土楼民居与中原四合院民居融汇于一体的客家中后期民居形式围龙屋便应运而生。客家围龙屋的建筑风格，以"一进三厅二厢一围"为基本特征，并可在此基础上增添扩大为"二进六厅四厢二围"或"三进九厅六厢三围"甚至更大，其平面布局是四合院群居中，正屋座北朝南，中轴线对称，厢房排列东西。正屋有厅堂、正房、南北厅、天井;厢房也有厅房、天井。正屋的最后进之后还有一半圆形台地，由数十乃至数百个相互连接的房间形成的半圆形的"围龙"(俗称围包)，将四合院整体及其半圆形台地包围，便形成了"前方后圆"的围龙屋。围龙屋前一般还有一个方形禾坪与之相连半圆形池塘，与前方后圆的围龙屋正好形成了一个"蛋形"椭圆造型。为适应山区坡地环境，大多围龙屋的结构是前低后高，造型优美，布局严谨，而且采光、通风、排污、排水功能比一般四合院更好。这种外部以"包屋"环闭，内部开敝有序的民居形式，既与防御功能突出的土楼一脉相承，同时又继承了中原宗法古风，达到了实用性、科学性的完美结合。

　　客家古民居，无论是土楼还是围龙屋都浓缩了客家民系的特有历史和文化历程，其文化内涵十分深厚。它一方面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如主次分明、左右对称、南北中轴等；另一方面又深受山区地理环境的影响，如上下结构、前低后高等，充分表现了它的传统风格、实用价值及建筑艺术的融合，也反映了客家人的生活历史和所处的环境。就建筑造型而论，圆形土楼，象征封建官吏的"乌纱帽"，反映了中国自唐宋以来提倡"耕读入仕则官，不仕则民"的历史背景与"承前福德勤和俭，启后孙谋读与耕"(福建永定县"承启楼"门联)的客家人心态，亦与客家人重视教育，竭力培养后辈，走教育兴家立业的传统相一致，也反映了土楼是真正教育的中心。至于蛋形围龙屋的文化背景更为深远。徐整《三五历纪》云"天地浑沌如鸡子"，则鸡蛋就是天地未分时的宇宙的浑沌意象，万物生于浑沌的鸡蛋。因此，鸡蛋是道家的宇宙图式。是道家中天、地、道等概念的图形符号。《礼记·礼运》云："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客家民居竟把道和天地的概念内化到了自己的建筑形态中⑦。怎不令人惊叹！

　　每座或每个群组的客家民居建筑布局都蕴孕有极为深刻的含义。如福建永定"振成楼"，是由林氏兄弟子1912年投资8万光洋历时5年建起来的，并以纪念上代祖宗福成公、丕振公父子为楼名。由于主人林开敏一生潜心研究周易，所以楼体以神奇的八卦图进行布局，其楼为同心圆内外两环相套的中等规模土楼，外环四层高19米，内环为两层。外环分隔为8个相等的单元，寓意为八卦，彼此设立卦间防火隔墙。它正好建在环形天井上，将天井分隔为8段。每卦内廊通道均为敞廓，均有中厅，各卦间有一部楼梯、各层垂直相通⑧，建筑思想立意很深。土楼和国龙屋均为土木结构，取"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之意，以示客家人不忘中原故土；严格的轴线对轴布局，亦预示客家人有意保存中原古风，维护封建等级观念的意愿。围龙屋前的半圆形池塘寓意"龙池"；后堂之后的圆形台地称其为"龙台"；"包围"象征"龙体"；包围屋脊称其为"龙脊"，屋内外檐采用的斗拱，并绘有龙的图案；整个围龙屋突出了一个"龙"字，标志着客家人同样是"中华龙"的传人。

　　足以显示中国民族气派的客家古民居，体现了客家人自中原长途辗转来到深山大岭之中择土而居、安居乐业、熙养天年的愿望，深遂的文化内涵随处可见。

　　二、对客家古民居旅游开发的意见

　　20世纪80年代，闽西土楼群与万里长城同时出现于美国地球资源卫星图片上，一时轰动世界，中外专家为此深入其境进行考察；地方政府亦高度重视，进行了部分开放开发，并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随着文化旅游热的升温，中外游客亦纷至踏来。但根据各种研究报告或新闻报导，对客家古民居的家底尚不十分清楚。如同是一座"承启楼"，《人文地理》教材说始建于清代康熙48年(1709年)，林镜贤等所撰的"土楼与土楼文化的几点浅见"文中又说破土于明"崇祯年间"。而此又被选为1989年4月中国邮电部发行的十四枚中国民居中的第十三枚福建民居图案⑨，实不应该有如此出入，至于民居数量、规格大小，以及文化内涵分析等方面问题就更多更大了。

　　客家古民居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其应该如数家珍，但由于数量大、分布广，有的还座落于穷乡僻壤，调查考察的难度相当大。为此，必须按照新的文物考察标准和要求，组织高水平、综合性的专门考察队伍，进行详细考察，深入研究，彻底摸清资源家底。在此基础上再提出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措施和途径。旅游开发的基本原则之一应该是因地制宜，择优布局，即对于那些资源价值高、地域组合好、社会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古民居或古民居群，应优先开发利用；对于那些文物价值高、开发潜力大、而又频于破败的则应优先保护和抢救维修。

　　客家古民居，与北京四合院、陕西窑洞、广西干栏和云南一颗印，被称为中国汉民族的五大古民居。但比较而论，客家古民居以其建筑结构的严谨科学、建筑功能的完善实用、建筑艺术的奇巧完美，以及与宗法思想和宗教信仰的巧妙体现，而最具历史性、民族性和对外神秘性，而成为一种最具吸引功能的古代民居建筑。进行旅游开发就是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从其建筑的风格，规模及其融于民居建筑中的独有文化意识中，使旅游者能感悟到其历史文化价值、景观美学价值和科学考察价值。但客家古民居并非孤立而存在，它浓缩了客家民系的特有历史、文化，包容了客家地域特有的山水文化和民族风情，是客家文化的载体⑩。客家人在创造独特山居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以精巧梯田为可视景观的山地农耕文化；以传统蓝布唐装为代表的服饰文化；以香、脆和肥而不腻为基本风味的饮食文化；以鸡公车、七蓬船为基本交通工具的山地交通文化；以聚族而居为根本的血缘家族制度；以唐宋中原古音为基础的客家方言；团结互助、亲和礼让的行为规范；以祖先崇拜为优位的宗教信仰；以耕读为本的教育思想；刻苦耐劳，开拓进取、热爱自由、敢于抗争的强本精神；形象生动而风趣的客家山歌；内容丰富的客家神话、传说、铁事；特有的待客礼仪、节庆风俗等，简直是一部客家风情民俗的七彩画卷。因此，客家民居应作为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重点。目前，永定的土楼、梅州的围龙屋开始被开发利用，但开发层面较浅，利用范围较小，旅游服务设施和管理水平也有较大的差距。建议利用客家民居这个可视的人文景观，建设一个真实、淳朴、自然的客家民俗村或民居博物馆，兼吃、住、游、购、娱和科学考察融为一体，充分展示客家民族风情，使民居旅游成为客家旅游的特色项目，从而提高旅游者的参与性和文化品位，使旅游者深刻感觉客家文化的韵味。

　　(三)开发资金的筹集和客源市场开辟都要打好"客家牌"

　　客家人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祖宗崇拜，特别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家乡，为了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往往会倾其全力。如梅县客属港胞曾宪梓，以亿万计投资在家乡梅州兴办教育和发展足球事业，在全国设立师范教育奖励基金；港胞田家炳在其家乡大埔县捐资上亿元兴办教育、体育、卫生等大小项目200多宗，也在全国各地捐资多种教育项目。客家古民居的旅游开发基础较为薄弱，需要投巨资进行民居维护整饰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只要广泛宣传发动，具有强烈爱国爱乡的国内外客属企业家，一定会倾心投资于这种旅游项目的开发。有人说"海水所到之处就有华侨、有华侨就有客家人"，据有关报导，分布于8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客属华侨约有1000万人○11；国内客家人较为集中分布于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湖南、四川、贵州、海南、台湾、香港等10个省区，计250多个县市○12，总计8000多万人。无论国内或国外的客家人，应该说都是一个最为稳定的潜在客源市场，无论是产品开发、项目建设，或对外宣传，都要立足于"客家人"这个广大市场，诸如梅州"客情之旅"等，都曾吸引了不少中外客家人前来这客家祖源之地观光考察。凡这类富有激情和魅力的旅游项目，只要重视宣传推介，客家旅游市场的前景极为广阔。

　　(四)保护重于开发

　　客家古民居，是客家古民居旅游开发的最基本物质基础，是客家旅游发展的核心资源。为使客家旅游可持续发展，首先就要十分重视对古民居或古民居群的保护。

　　尽管客家古民居经数百年风雨侵蚀，乃至经历了地震的撼动和苏区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枪打炮轰○13，而至今仍以成千上万的巍然屹立于的深山大谷之中，显示出了客家人的智慧和高超的建筑艺术。但客家民居毕竟是由土木构建，生命周期总归有限。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社会观念的变化，这种大家庭聚族而居的居住形式已难为人们所接受，对客家古民居的维护修理，乃至存在便发生了危机。为此，必须以全社会的行为加以保护。而开发保护是其主要途径。由于客家先民在为争夺有限的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而形成的特有风水崇拜，使其在营造居住建筑时特别讲究地理方位，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山区的客家古民居大多具有很好的山水环境，如著名抗倭保台将领丘逢甲故居"培远堂"，座落于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文福镇淡定村，"背依雄山，山岚石时氤氲成云；前方两山，左右掩映；两山之间，一丘呈一孤形徐徐丽起，有如沧海旭日，真乃福荫宝地"。但由于建国以来随着人口的剧增、毁林开荒造田的山地农业迅速发展，使古民居大多暴露于荒山秃岭之中，因此，在保护古民居的同时，还必须保护其自然环境，加大绿化、净化、美化的力度。

　　现代旅游业的发展都依托于中心城市，客家名城梅州、赣州、汀州都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客家历史文化的集中反映，在现代客家旅游开发中的地位不可忽视。因此，加强这些城市的建设和保护并愈显其重要。

　　只有将保护重于开发，以开发促保护，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客家民居旅游开发才会长盛不衰。

　　按：本文曾发表于《热带地理》2001年第6期，此处刊载作了一些修改。

　　① 卢云亭，《现代旅游地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②邱国锋，《梅州市客家民居建筑的初步研究》，南方建筑，1995(3)：17-19。

　　③ 林镜贤，庸丘，《"土楼"与"土楼文化"的几点浅见》，客家研究辑刊，1995(1)：56-58。

　　④ 扬载田，《试论中国乡村古聚落文化旅游资源》，人文地理，1993(3)：4

　　⑤ 黄尚文、陈广万，《梅州风情》，广东旅游出版社，1992。

　　⑥张应斌、谢葵卯，《客家"围龙屋"的宗教与哲学》，客家研究辑刊，1995(1)：40-55。

　　⑦张应斌、谢葵卯，《客家"围龙屋"的宗教与哲学》，客家研究辑刊，1995(1)：40-55。

　　⑧丘立才，《从客家土楼到客家洋楼》，嘉应大学学报，2001(1)：111-113。

　　⑨王恩涌、赵本、张小林等，《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⑩邱国锋、江金波，《梅州市旅游发展战略规划研究》，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0。

　　(11)黄中和，《客家文化研究的价值选择》，嘉应大学学报，2001(1):114-117。

　　(12)郝露萍、杜若甫，《客家人的红细胞型分布》，客家研究辑刊，1999(2):1-5。

　　(13)郝露萍、杜若甫，《客家人的红细胞型分布》，客家研究辑刊，1999(2)1-5。

　　（文章出自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客家研究辑刊》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