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赣历史精魂的执著叩寻——评张少华《最后一寸江南》

　　客观上史料缺乏而让南赣披戴南蛮的“帽子”，远古的赣南淹没在时间之海（我以前一篇《世纪之交的上犹客家魂》也曾把宋之前的赣南先民视为峒民即峒寇蛮民）；从赣南文化研究的现实状况，像对赣南客家研究一样，这三十多年我们总是在意清、明，继而宋、唐，因为打“宋城牌”，对赣南宋代以降的文化“打捞”得相对充分一些，近年追溯到唐（卢光稠、钟绍京），这是必要的，不过也无意和有意显现了赣南在秦汉“语焉不详”的窘迫。因而少华注目于“最后一寸江南”梅岭，实地勘探和爬梳，从远古不同年代文字史料的缝隙中叩寻有着南赣——远古赣南的文化信息和精神信息，加以综合和联想，让一个远古的、原生态的、充满文化草创精神气息的赣南在时间之海中浮现，在岁月的熠熠烽火中陈现。

　　应该说，少华从梅岭入手所感受的“江南”是中华文化情境中的南赣，南赣＞赣南，但他的书写主要围绕着赣南文化人物展开，因而他笔下文化人物的文化意义也就超越了赣南一隅，赣南文化也就成了中华文化有机的一翼，生发于赣南的文化创造和创新也同样构成中华文化的“金石之音”。

　　为什么说梅岭（驿道）是“这一片江南”的标识与象征？因为它所辐射的虔（赣州）、韶（韶关）、潮（潮州）＞赣南，且承载着汉唐气度，这“一片江南”也就＞赣南，也＞南赣。

　　不能不看到，长久以来江西——特别是赣南被边缘化了，只是到了20世纪，赣南以其“红色”（红色革命）和“绿色”（客家摇篮）先后令世人刮目而回到时代的主流位置。然而“秦汉赣南”仍在无言地等待。在这个时候，少华以“书写赣州，应该从阅读赣州始，而阅读赣州，我们需要更多更大更足够的耐心”，（《且跋且涉》）雄迈地揭开赣州历史新的一页。

　　少华饱读中国文化典藉，加上近年影视《大秦帝国》的启发，在他又来到梅岭实地踏勘，赣南历史便鲜活起来：公元前213年春天秦始皇以“五岭之戍”进行远征，第五集团军集结于鄱阳湖边的余干县，梅岭属于第四军团，战略意义最为突出。岭南战役，历时八年，秦军和南越人都付出了极国惨重的代价。公元前214年，浩大的军工工程上马，一支由逃犯、卖身奴隶、小商贩为主体的筑路大军被强制发配到五岭重修戌道，秦朝采用“以战养战”的军政方略。地方官府和军官们坐大，在向朝廷要军粮补给，还要一万五千名女子。（《最后一寸江南》）“包括秦军在内，总计超过六十万的秦人被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岭南这片土地集中投送……大秦王朝的政治结构、法律体系、经济模式和文化取向，是怎样通过六十万条鲜活的生命，对岭南进行渗透和移植的？”（《最后一寸江南》）在作者看来，他们是客家人，而且构成了赣南最早的客家人。

　　在《江南》跋里作者仍承接这一线索探寻，事实上把上述诘问解开了：“以公元前219年为节点，以大庾岭以北一百公里（赣江上游）为纵深，那块大致可以称为南壄的土地，竟有着足可以支撑五万秦军所需的后勤资源！这点，对认识秦及秦以前的赣州是极震撼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古印中，有一方刻有‘上赣君之玺’，证实了早在先秦时代，今赣南这片土地上，有着文明程度很高的政权。”（《且跋且涉》）当然是初始赣南客家人的“文化实践”。

　　而且，今赣县龚公山在古代称为赣山，赣山和上赣之君间有什么联系？还有，1989年江西新干县发掘的大型商代墓葬，出土大批商代青铜器，更证实了赣江流域存在商代君国的可能。（《且跋且涉》）还有，秦和初汉时期的越人，到了后汉大体上已被汉族同化（这使我想起台湾学者王明珂阐述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专著《华夏边缘》有关“什么是中国人”的若干考证）。还有，黄巾之乱，举族南迁的在原和江淮大户依次沿赣江溯流进入赣南，他们组成宗族队伍，并以族长为宗帅，控制一方，而无势力无组织的贫民，或数家或数十家成为大宗族宗伍中的兵员，即宗伍。自孙坚开始，东吴孙氏集团利用江南宗帅和宗伍，推行以西汉部曲制度为基础的大宗族将领分封制，那些没有土地而成依附的贫民同样是客家学意义上的早期客家人。（《且跋且涉》）

　　还有，光启元年即公元884年——卢光稠、谭全播举兵起事的头一年，由于王绪被秦宗权屡次索交钱粮，缴交不出，宗权翻脸，起兵来伐，无奈王绪做出“率光、寿兵五千人，并携吏民南奔”，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客家先民的迁徙开始了。《闽国史事编年》说得清楚：王绪军为摆脱秦宗权，迅速横过淮南道，直抵江南西道，经江洲（九江）、洪州（南昌）、吉州（吉安），并占领虔州（赣州）。（《一时枭雄卢光稠》）一时间赣州又接纳了许多新客家人。

　　据作者考证，南赣这块土地在战国时期就被称为赣，还证明在战国以前，赣县范围内曾有过君国一级的政权。而他对“二水（章、贡）合赣字”的“正统”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赣”字和“雩”（当今赣南的于都县），“都与战国乃至战以前，居住在赣县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信奉的某种祭祀文化和精神图腾有关。”（《“赣赣”舞我》）“吾土赣南，则傲然而成中国土地上‘赣赣而舞’的歌舞之乡。”（《“赣赣”舞我》）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199年）在南赣设立赣、雩都和南壄这三个县级政权，其中南壄就是秦始皇征越时的军事重镇。（《“赣赣”舞我》）如作者所说，“赣南文化，近年来言必客家，研究客家，何妨细致些再细致些？”（《且跋且涉》）在我看来，包括大宗族和贫民——这块土地上的先民都应该视为最早一拨的赣南客家人。

　　至此，远古时代赣南新老客家的来路已经相当清晰了。

　　再加上明清以来因战乱从粤闽回迁赣南的新客家人，（见拙著《昨天的地平线·世纪之交的上犹客家魂》，中国文联，2011）客家复客家，赣南成了全国最大的客家聚集地，说是“客家源”也是恰当的。

　　秦汉隋唐客家今何在？少华只是做了“散点归纳”意义上的合理推衍，但《江南》以丰沛的热情和酣畅的笔力，叙写了秦汉唐宋以降与赣南有关的文化菁英，像张九龄、卢光稠、綦毋潜、钟绍京、王阳明、苏东坡、杨万里，以及众多的赣南士官文人，他们身上流淌着中华文化血液的基因，在赣南生活和创造，因势造境，因境立德立功立言，在赣南大地上风生水响，玉成了既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赣南的文化高原和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