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赣历史精魂的执著叩寻——评张少华《最后一寸江南》

　　《江南》的两个精神向度

　　《江南》以梅岭为支点，对赣南进行了文化溯源，张扬并寻找汉唐气度是少华的出发点，是他明确的精神向度，全书贯穿着文化气度这一音符。不过随着他的思路打开，笔下人物的搅动，赣南文化情景的展开，此精神向度却淹涩起来，笔触不时旁顾，时而信马由缰，在我，在感到耳目一新胜境宏开的同时，又感到文意不时受阻，他酣畅淋漓的胸臆时而迸发，时而嘎然而止，在一篇中他想诉说的内容太多，这就形成了朱强在“编后记”所说的，“他把侧重点放在了各种相关的干货上，梳理典籍，上下求索，煞费苦心，因此他的文字也就是显得既晦涩又深刻，既密集又宏远。”（“编后记”）

　　全书开篇“最后一寸江南”就有着这样的成色。在我揣摩，他是怀揣“气度追寻”而到梅岭踏勘的——在他人生的这个时刻，在他进入赣南文化深处的这个时刻，在他实业突围精神突围的这个存在时刻，他需要“气度”也凝结着“气度”，而且这个时代需要“气度”，赣南更需要“气度”——一躬身实地，如遇源头活水，相关历史场景扑面而来，当写到张九龄正临本篇结束，他才刻意突出“气度”二字，在此前行文的逻辑上就少了这一必要的层次，也就让人感到“晦涩”，文末“气度”的提振就让人觉得突兀。就是说，围绕他主要立意，彰显的却是“副产品”，或者说，他平时的积累和思索就此喷发而不可收拾，恰恰影响了他对“气度”主线的回视和贯彻。

　　作为探寻“气度”的副产品，少华在展开另一精神向度时倒现有出其不意的好效果。如《八境悠悠入画流》一文，数年前我一读此作就认为是真实揭开苏东坡与赣州八境台情缘因果，同时颠覆对八境台世俗成见的惊鸿力作。我像许多人一样，都曾经把赣州八境台视为具体的景观台，相关的文人诗作是借景抒情，经少华从容细密的分析，除辨识苏东坡序文的真伪，否定《赣州府志》关于八境是实景的说法，原来所谓八镜是八种基于赣州物象的人生抒怀：第一境是三江环流；第二境是拓落江湖；第三境是人生宿命；第四境是宦海沉浮；第五境是国家处在燕云尽失强敌在侧的忧思；第六境是无所适从和迷惘；第七境是去国怀乡；第八境是赣南怀古。真是大快颐朵。不过结尾仍有些仓促，显现辨伪的底气不怎么足。（《八境悠悠入画流》）

　　又如《荀令留香》，从四百年汉朝的忠烈入手写历史人物荀彧。这篇似乎与赣南无关，写荀彧为是通曹操（他辅佐曹操打赢了实力强大的袁绍）。虽提到贵族，“帝王尊贵对一个民族来说，有着更深刻更具象征意义的文化、政治内涵和伦理需要。”（《荀令留香》）但对与此相关联的古代中华的正气没做进一步挖掘。

　　概而言之，《江南》呈现两个精神向度，一是南赣历史文化精魂和南赣历史文化地位的叩寻；二是重新分析秦汉人物，探测战事和人生及赣南文化形态的另一种可能（比如多篇都是对曹操的评析）。应该说，作者对前者做出了值得赞赏的答卷，全书的思想文化价值就此显现，而对后者则多是铺陈，不乏主观臆测。作者的文化想象无可厚非，但多篇聚集势必稀释甚至损害全书的庄重品格。

　　就是说，作者对全书立意的把握可以斟酌再斟酌。全书应服膺于第一个立意，其它一些文章可以筛选。在这个意义上，第一辑中的《崇义的竹》也纯粹是自然景观散文，其实，即使写崇义的竹，也可跟崇义的历史文化连接起来，要知道，正是王阳明在赣南平乱中，由南康、上犹和大庾（余）各挖出一块而组成崇义县，历史文化内涵不菲。第三辑中的《贵叔》属现实的生活散文，也可不选。

　　作者喜欢曹操，多篇文章与曹操有关。赣州和曹操没丝毫关系，作者的本意却是“曹操不在场”情形之下坚信曹操影响了赣南。显然作者想探寻，曹操定于北方，由刘备和孙权控制的中国南方因摆脱东汉而走向繁荣的多元共存的可能性，同时，作者也欣赏 “与敌人共存才能生存” 的曹操智慧。是由此想象赣南“兼收并蓄才能儒韵不绝”的可能历史。（《且跋且涉》）

　　如想象曹操故意输掉“赤壁之战”，其实曹操选择赤壁（作者执意踏勘赤壁镇）而不是别处渡江，就跟当年张九龄选择此地而不是别地开辟梅岭驿道一样，受制于当时社会、经济、人口、人文、星象天气地理等综合因素，而不是仅从军事实力出发，（《貌合神离》）他只能这样。这类文章属于不同于本书的另一精神范畴，收录进来却让本书显得驳杂。

　　还有，《貌离神合》一文讲到曹操与汉朝的关系，作者说：士族，是相对世族而言的……世族既为上流社会，与之相形，士族只能是低贱一族。士族的“士”，就是士兵，士兵及其家属称为士家，士家子弟世代当兵，婚配仅限于同类……士家而集体，就是所谓士族。此说值得商榷。

　　当代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之《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比较详细地剖析了“士”的起源及文化内涵。他采纳了顾颉刚冯友兰等先生的认知说：“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激烈的社会变动然后方转化为文士。农民之秀可以上升为士，而且此所谓士，已不是武士，而是“仕则多贤”的文士了。士成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是战国游士既兴以后的事。“士民”的出现是中国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帜。

　　所以，少华这一认知是有缺陷的，自然也就影响到他对“士族”和“世族”关系的分析——他思辩深入却结论模糊甚至错谔，这也是他一些文章“晦涩”，全书文意“晦涩”的一个原因。

　　少华的文化视野是宽阔的，笔力是雄健的，运笔细密，完全能够把书中那些不怎么合“主调”的篇什独立成新书，使本书立意和主线更鲜明，阐述得更深入畅晓一些，让那些文化精魂矗立于赣南大地，植入人们的心灵。我们也相信他能驰骋于开阔的文化时空，写出快意却庄重的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