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则遗文看客家人的修谱精神

　　提要：“盛世修谱”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热潮，客家人尤其重视对族谱的编修工作。早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初的1984年，为了配合广大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寻根热情，充分发挥家谱在学术研究和统战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发出国档会字（1984年）7号文件《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可见族谱确实有着重要的价值，也可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养分。

　　各地各姓持续涌现的重修、续修族谱的行动，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追根溯源、崇祖思亲意识的一种回归。但由于现在的族谱基本上是由民间热心人士组织编写，在经过历史上的各种动乱、灾难的破坏后，成系统的、流传有序的古谱本来已经不多，加上修谱人文化水平参差，也带来了现代家谱质量良莠不齐的状况。特别是受标榜门第、夸耀历史思想的影响，部分修谱人在追溯祖先历史时，不辨真假、不究史实，或者刻意攀附名人为祖，或者冒认宗派称强，附会、捏造、杜撰的做法确实也会使族谱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而坚持以史为据、尊重事实的做法，在族谱编修中就显得难能可贵了。民国十一年（1922）版梅州《侯氏族谱》收录的第一篇谱序、撰写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的《古梅侯氏族谱序》，就明确表达了这种态度，兹转录于后：

　　人生天地间，其始也有所自。始之于祖，奕叶相承。人之所知，固无俟于记载，然流传愈远，无所考据，虽博物洽闻者难穷其始，无怪乎趋炎者强认，而谫谫者亦甘附也。故家则不然。彼其谱籍详明，世守不失，溯流穷源，百世可考，焉有昧其所自者哉！此谱籍之修所以不能忘情于怀也。予承族长八十二翁鑑公之命，見家谱多所阙略，而修辑之功，有不容缓于是，辄忘其鄙陋，取家谱旧本，及阅程乡古志，稽考其实而重修之，阙者补之，略者详之，庶乎明且备矣。间有传写差讹，改而正之，以便后人观览。若夫润色以文其谱，则非予之所能也。后之子孙，苟有光前裕后之贤者，愿重加补订以镌之，则斯谱也为不朽矣。时：嘉靖十三年甲午岁八月朔旦，十世孙金谨序。

　　序文作者为侯金，号梅江，系梅州侯氏始祖侯安国第十世孙，是明代程乡县学庠的增广生。他在谱序中指出，家族历史在古时多出口传，但流传愈久则差讹越多，“虽博物洽闻者难穷其始”，遂造成“趋炎者强认，而谫谫者亦甘附”的状况。梅江公在此阐发了以真实可靠的文字来记录家族源流的重要性，“取家谱旧本，及阅程乡古志，稽考其实而重修之，阙者补之，略者详之”，可见其主持修谱时不单依据了祖上留下的家谱旧本，并查阅对照了“程乡古志”，在目前所知最早的梅州地方志《程乡县志》诞生（谨注：明嘉靖辛丑，1541）之前，梅江公已着意查阅当时地方的文献资料以求佐证，可见其修谱之严谨。

　　侯氏后裔对祖上溯源慎重、负责的态度，还体现在一则轶事中。梅州侯氏始祖侯安国，于南宋末年由福建宁化来梅州担任教授，培养贤才，作兴文教，但由于他去世后不久即遭遇元军灭宋之乱，以致其祖上失考，梅州《侯氏族谱》即阙记其父、祖以上名讳等情况。而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侯氏南波公祠谱》，却记录了梅城侯氏宗祠一副神龛侧柱联背后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联云：“溯师圣遗徽，理学宗风，与程朱并光艺苑；仰乡贤世泽，麟经教授，作忠孝以表儒林。”上联所颂人物侯师圣（名仲良），是理学大师二程（程颢、程颐）的表弟和弟子，北宋末年由洛阳避难荆门，后讲学来到福建沙县等地，意思已指向侯师圣是梅州侯氏远祖。此联作者为钦赐举人侯寿祺（号星曹），他曾于同治初年北上，拜访了江西寻乌的同宗，查阅了当地的老谱，而据现存江西、福建合修的侯氏族谱记载，侯安国为侯师圣八世孙，因此侯寿祺撰写侯氏宗祠这副对联，所言必有所据。然而其族弟、贡生侯彬却认为，“师圣不过同姓侯氏，与始祖（指侯安国）作对，未免攀附无稽”，于是另撰一联将该联替代，而将其移至次要位置。可见，尽管有相关资料可追溯祖上渊源，但侯氏后裔仍保持着谨慎、负责的态度，在未有充分、确凿的证据之前，不轻易以某名人为祖，以免落“攀附”之名。

　　客家人是汉族中的一支优秀民系，追根溯源、崇祖思亲是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编修族谱是其中一个鲜明的反映。而以事实为据，不攀附、不冒认强认，也是对历史、对传统、对后世负责任的严谨态度和宝贵精神。上面的两则内容，相信也可以给当代热心修谱的人士以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