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客家人与客家民居

　　“深圳”的地名，最早见于康熙《新安县志》，是流经人民桥下的那条深圳河而得名的。

　　今日深圳的原住民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支是宋、元至明从珠江三角洲地区移入本地的广府人，即说粤语(也称白话)的族群。因他们是从深圳西边进入的，所以他们现在主要分布在深圳的西部、西北部和南部。另外一支就是客家人，他们进来的时间比广府人要晚，是在清朝康熙、乾隆至嘉庆年间，陆陆续续自嘉应州（今梅州）、惠州、潮州，也有一少部分来自江西、福建等地迁入深圳的，他们的聚居地区主要在深圳的东部与东北部，也就是集中在现龙岗、盐田两区，并散居于广府人聚集的宝安、南山、上步、罗湖等区。客家人比广府人晚进深圳的原因，是和清初的“迁海复界”直接相关。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台湾平定后，清政府开始执行“迁海复界”政策。此时，生活在赣、闽、粤交界山区的客家人丁口增殖很快，“招垦令”正可解决地少人多之困。广东东南沿海的“复界区”就成为客家移民的迁方向。

　　深圳市客家民俗研究所的谢一明先生说：

　　“深圳(包括香港九龙、新界)的客家聚居区，是“复界”后形成的疆域清楚、人口集中、发展成功的客家新区，它也是客家史上第四次大迁徙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据《新安县志》记载，到清康熙二十七年的几十年间，招徕的垦民人数少得可怜，甚至有些年根本无人进入，直到康熙三十年后，客家移民才逐渐多起来。康熙、乾隆以后，客家人就与广府人在深圳的乡土文化中各占据了“半壁江山”。

　　虽说深圳地方典籍、笔记等资料十分匮乏，但深圳地面上仍矗立着的座座广府民居、客家围堡、祠堂、寺庙等等建筑，都是“可以触摸到的历史”，是今天深圳拥有的一大笔地方文化财富。现在深圳市政府提出“文化立市”的发展战略，那么作为龙岗乡土文化的客家文化应属于“文化立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富有客家传统风貌的民居建筑群则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谢一明先生说：“旧时，客家人的居住特点是聚族而居，龙岗区典型的客家民居则是内部民居祠堂合二为一，外部呈全封闭的极具防御功能的碉堡或城堡式建筑，被称之为围堡。”

　　大大小小的围堡集中分布在区内的龙岗、坑梓、坪地、坪山、横岗等地方，其他地方则零星少见。深圳围堡的具体数量，据粗略估计约有100多座。仅坑梓60平方公里的地方，现存大小围堡(包括已残损而无人居住的)就有46座之多。

　　这批围堡的建筑年代，从清乾隆直到宣统。但上一两万平方米的大型围堡，却集中出现在“大清盛世”的乾(隆)嘉(庆)年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坪山办事处曾氏建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占地面积24866平方米的大万世居、龙岗办事处罗氏建成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占地24816平方米的鹤湖新居、坑梓办事处黄氏建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的秀山世居，又称秀山楼或城肚，占地约15000平方米。

　　那些散布在龙岗各地的大小围堡群落或围堡遗址，是一部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的艰苦奋斗的见证。而且我们还不应忘记客民村落中20世纪30、40年代用侨汇修建的具有西洋风格的屋宇，及继承了客家建筑传统但家庭化、小型化了的民居，它们与那些大小围堡共同描绘出村落的客家风情。形成了独特龙岗文化，并被保留下。这批客家建筑是传统的本土文化的结晶，这些不可再生的人文资源，在深圳社会生活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今天，尤显宝贵和重要。

　　谢一明先生说：“现在，龙岗客家人在大抓经济建设的同时，有机地把客家传统建筑大小围堡群落或围堡遗址僻为旅游风景区。“龙岗客家风情游”不仅可以展示客家建筑，而且也为客家山歌、客家饮食、客家岁时习俗等等提供了一个“表演”的舞台。”

　　另外，有着客家文化底蕴的龙岗区，大芬油画村、大鹏古城、南澳月亮湾海滨公园、龙岗客家民俗博物馆、龙城广场等地,让旅游参观的人大饱眼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龙岗区不遗余力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发展客家文化的做法，将历史与现代有机结合起来，发扬自己的区域文化优势，从而展现出龙岗客家民居的特色文化等，赢得了深圳特区政府、国内客游和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赞赏。通过开展龙岗特色的“龙文化”、“客家文化”和“广场文化”活动，将传统文化成功地融合于广场文化之中。近年来，龙岗区先后在龙城广场举办了全国第二届舞龙比赛、国际摄联第二十四届年会、第三届中国国际舞狮邀请赛、’99中国（深圳龙岗）客家文化节等系列活动。龙城广场的周末文艺晚会和电影晚会，更是极大地丰富了广大群众的业余生活。龙城广场已成为全国闻名的群众文化品牌，荣获省十佳文化广场称号，并被评为广东省国庆50周年十大标志性建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