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话的前世今生

　　

　　赣州话，是赣州城老居民所说的一种区别于周边语言的语言，因而有“语言孤岛”一说。缘于明初从西南征来的卫所官兵之所操语言，又有西南官话一说。王阳明时期，被统一用做官府内公共对话用语，故又叫赣州官话。

　　到了民国时期，规定政府职员和赣县城乡各个学校的老师一律使用此语言为公共用语，赣州官话更是风行。当时，不仅是教书先生得用赣州话讲课，甚至是当时的年轻人结婚也得用赣州话背诵《新赣南家训》：“东方发白,大家起床,洗脸刷牙,打扫厅房,天天运动,身体健康,内外清洁,整齐大方……”背不出来，是领不到结婚证的。

　　学界一般认定，赣州话是军话的一种，是明代初期开始形成的首先使用于军队、再蔓延到民间的语言。

　　历史由来

　　明代，朱元璋在平定中国之后，明朝洪武七年（1374年），开始重定兵卫政策，在全国建立卫所制度，并实行军队世袭制，

　　卫所官员以及副职和旗军，是以家庭形式世代居住于卫所。父在则子为余丁，父亡子继、兄终弟及、世代相袭。如没有男性继承人，兵部经布政、按察二司饬令原籍州县从该军户名下按亲疏次序找一男丁携妻补伍。卫所里的军人来源有四类：第一类是“从征”，即原来的农民起义士兵。第二类是“归附”，即投降的元朝士兵。第三类是“谪发”，即因犯罪而罚充的官吏和士兵。第四类是“垛集”，即征调平民百姓为军。赣州卫所里的军人多属于第四类。因赣南闹匪，军人要擅长山林作战，故多从广西、贵州一带雇佣擅长钻山林的“狼兵”，狼兵操西南话，俗称西南官话。

　　《赣州府志》《经政志》兵制有载：“明制，天下各设卫所，以屯以守……卫所之制，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二百二十八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百所。洪武辛亥立赣州卫……”明初，赣州卫府设在镇南门外，后迁至木匠街（即今“卫府里”）。从明初始，大量操西南官话的官兵居于赣州城，对于人口有限的城市语言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当时的赣南，历经明末清初的战争、瘟疫之磨难，人口骤减。《赣州府志》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赣州府的总人口为597571人，至正德年间（1512年），赣州府总人口降至201994人，赣州城人口不超过5万。在人口极少的这种情况下，大量操西南官话的“狼兵”的进入，自然为引进西南官话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且这些操西南官话的官兵世代为兵，他们娶当地女子成婚、繁衍，因男子在家庭拥有绝对地位，他所操的语言自然同化了女方原有的当地客家语言。

　　民间一直有一些错误的说法，有的认为是王阳明把柳州话带来了赣州，有的认为是王阳明把赣州话带去了柳州。事实上两种说法均不对。前者，因为王阳明在赣州做南赣巡抚在前，广西做巡抚在六年后，即早在王阳明来赣州之前，赣州城就已经流行西南官话了；后者，赣州话在赣州城出现之前，柳州人就早已经在说他们自己祖宗留下的西南官话了。

　　当然，今天的西南官话又掺杂了许多江西土话，明清时期的“湖广（今湖南）填四川，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运动中，赣粤闽湘边际地区的客家人不仅填湖广，也填往四川及其他西南省份了，比如西南官话中，把“解小手”叫“屙尿”，“解大手”叫“屙屎”，就是典型的客家话。语言的此起彼伏，相互交融，构成了语言的繁复与趣味。

　　至于王阳明究竟与赣州话有没有关系，缺乏史料佐证，只有代代相传的民间传说。如同赣州小炒鱼是王阳明发明的一般，同样找不到史料佐证。王阳明晚年及去世后好多年一直不受嘉靖皇帝待见，这种情形，自然造成了当时的官府及民间文字中对王阳明记载的相对受限。试想，王阳明的著或说，如山似海，重要语录与重大事项尚且不能及时、如实地全面记载，小炒鱼、赣州话这类民间、地方的小事项，又怎么轮得上被正史与方志记载呢？于是，只能是在民间坊里的百姓嘴巴里流传了。

　　传承与创新

　　只限于城墙内交流的赣州话流传了六百多年，这种“孤岛语言”与城外的客家话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圈，也因此成为区别城里人和乡下人的最主要标志。

　　赣州话好听，软软的，有如山泉清流；柔柔的，宛若行云流水。既有着接近桂语的山风清气，又有着类似越语的水乡柔曼。城里的女娃子长得清丽，人们会夸奖她长得“滴滴息息”；女人折衣服折得特别整齐，会被人们表扬做事做得“好一贴”或是“一一贴贴”；某个人借助某种场合说或做了平常不宜说不宜做的事，会被人笑做“倚风作邪”；叫一个人做事叫不动，谓之“指一指，拜一拜”；比喻一个说话不太可信的人，对他的话往往谓之“哄鬼还愿”。

　　诚然，任何一个地区的方言，其生命活力既体现在传承的基础上，也有不断的创新。赣州官话就富蕴这两个特征。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及其以前，赣州城很多人家会养一头猪，过年时宰杀了可以做些大菜和香肠、腊肉。喂猪用的是长形木槽，城里人将剩下的饭菜，或是煮的青菜稀饭，有时也将自家做的米酒吃剩的酒糟倾入食槽，喂给猪吃。猪将下巴靠在木槽上，前后、左右来回地移动着，天长日久，木槽将猪下巴里面的肉搞得乱七八糟，赣州人就叫这些肉“槽头肉”。槽头肉切起来，左右不顺。于是，有人便以此来比喻社会上一些不太灵光的人，男人谓之“槽头”，女人谓之“槽婆”，随后又衍生出“槽槽耷耷”“槽槽气气”一类词语，泛指一个人不顺溜，不灵泛，傻、笨。上世纪70年代，有人将“槽头”又解成“潮头”，“这个人背上嗒嗒印”，意思是这个人的背上不干燥，形容不灵光的人。

　　上世纪50至80年代，是赣州话创造得最为丰富的时期。其时，水东郊区人因为受城里人欺负而为赣州城人起了一个绰号“西瓜皮”。更多的则是赣州人自己在创造新的语汇。比如，赣州人一边欢谈着“炒东坡”的美妙，一边却又将“大肠”一词用来比喻不喜欢的人：“这个人大肠头一样。”对拍马屁的人则用一句歇后语来讽刺之：“沙石埠的罩箩——托卵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一个词很风行，即对很崇拜的人或事往往会说：“盖掉了”或“盖了帽”“盖帽了”，中国女排获五连冠，赣州人夸赞她们“盖掉了”。善于创造，是语言强盛的一个重要表现。

　　赣州话很能反映生活场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多数居民都得到公家安置的一些供水点去排队买水。每天三餐饭前后才是放水时间。因此，总有人提前来排队，而提前排队的人太多了，则必须排位子。赣州人通常不叫排位子，叫“排尾子”，即每一个新来的人跟在队伍的尾巴后面排队。“排尾子”是可以不用人去排队的，将一担空桶跟在队伍的尾巴即可，人可以在附近聚聊或闲坐。到了开始放水时，分散在附近的人便马上聚拢过来，此时便是“等位子”了，意思是稍加等候便可放得到水了。

　　赣州人善于从外地话或周边的客家话中创造或移植方言。比如，对不听大人话的孩子，父母多会用“伙板子，你可是要我用牛扫子来抽你？”其中“牛扫子”乃典型的客家话，即赶牛的鞭子。比如，某人自显能耐，往往被喻为“作噱子”。这个词汇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从南昌舶来的，当时省政府的许多机构都移驻赣州城，南昌人特别喜欢讲“作噱头”这句话，赣州人改造成了“作噱子”。“作噱子”，其实就是赣州话的“好逮啷”或“蛮逮啷”的意思。“好逮啷”是典型的赣州方言，一个人特别高兴时表现得异常得意，往往被揶揄为“好逮啷”。

　　当然，赣州话的一些方言俗语还是有些难度的。不过，赣州话的趣味也正在于此。赣州人经常用这句话来考察对方是否真的懂赣州话，“灶前的角落头有一个洽拉”，很多人不懂“洽拉”是什么意思，而被问倒。“洽拉”，即蜘蛛，形容蜘蛛立起来张网的姿态与动作，十分形象。

　　用普通话转化成赣州话，叫普通话式的赣州话，毫无韵味。用赣州话讲普通话，则被叫做“赣普话”，有着顽强赣州话的底蕴在其中。操持“赣普话”的人，一听就知道是老赣州人。赣州话或赣普话，毫无隐私性。操持这种语言的人，走到天南海北，都会暴露你是赣州人的身份，也让人基本听得懂你在说什么，除非你尽说俚语。但赣州话俚语的词汇毕竟有限，况且也不是时时处处都运用得上。

　　语言之特色

　　赣州话里面最最具特点的是“来去回”。这是由三个动词组成，来：邀同伴的意思；去：去哪里？回：回家。三个动词组成的这句话，意思简洁明了，它是唯一上了《中国词语大辞典》的赣州话。此外，还有“可是”“作兴”“一毛毛子”“墨墨乌”“倚风作邪”等等。

　　“作兴”一词出现在明代，并不是最先出现在赣州城，全国各地均有使用。王阳明南赣平乱期间，写了百余篇奏疏或命令或书信或诗赋，里面有数次用了“作兴”一语，比如王阳明刚刚来到赣州城的当月写的《剿捕漳寇方略牌》中：“……阳若犒劳给赏，为散军之状；实则感激众心，作兴士气……”其他文章中还有“诚以天下风俗之所关，而将以作兴其笃厚忠贞之气也”的语句。王阳明文章中所用的“作兴”一词是鼓舞、激励之意，而不是今天赣州话里的喜欢之意。亦即把“作兴”理解成“喜欢”，还是浅薄了一些。

　　赣州话极有特色，形象、生动、趣味，显示极强的生活意味。比如，一个好啰嗦的人，多被人比喻成“好东堆”；嘴里零食不断，嘴巴咀嚼不停的人，则往往被人喻作：“这个人成天动嘴头子（或‘零嘴子’）”；家里来了客人，喜欢跳舞的孩子主动要求表演一个，往往会被大人笑着说：“这个女娃子，倚风作邪。”家里请客人吃饭前，怕小孩会抢菜吃，大人往往会提前交待小孩：“吃饭时，不可以太勿叉。”比如，赣州人传统做菜的特点，可以用三句话来说明：“麻麻搭搭，糊糊嘎嘎，咸咸辣辣。”这句话在民间因为传神而特别流行——配起菜来“麻麻搭搭”，端上菜来一看“糊糊嘎嘎”，吃起来则“咸咸辣辣”……

　　赣州话里有不少骂人的话，比如槽头、槽婆、槽气、老脚鱼、伙板子、畚箕块、邋秽鬼、色狗；也有不少读音相近的语汇，比如，分不清“吃药”与“吃肉”，“你把那个药包子拿过来”，很容易让人理解为“你把那个肉包子拿过来”。

　　赣州话的语言很是形象。说白的东西，比喻像雪一样白“雪雪白”；说红的东西，比喻成一个害羞的姑娘一般“羞羞红”；说烫的东西，比喻成火一样“火火滚”，说轻的东西，比喻成风筝一样“飘飘轻”；比喻不安分的人，往往用“骚骚动”一词；说黄的东西，比喻身体像被掏空、没有血色的人为“空空黄”……

　　赣州话的民间童谣也十分丰富且有创造性。比如，《麻雕子》：“麻雕子，飞过河，飞到河背讨老婆。有钱讨个黄花女，没有钱讨个癞瘌婆。”《墨墨乌》：“墨墨乌，上于都，于都有一个老虎，咬掉了你的屁股。”《肥牯子》：“肥牯子肥，挑大肥，挑到城门口，遇到一条蛇，吓得肥牯子打倒回。”这些早期的民间童谣，押韵、顺口、风趣，意义浅显，只为逗乐。到了《别生气》：“小姐小姐别生气，我带你去看戏。什么戏？游戏。什么游？酱油。什么油？豆浆。什么豆？豌豆。什么豌（湾）？台湾。什么台？抬得你去进棺材。”这则童谣诙谐、幽默，令人捧腹大笑，巧妙地与现实结合。这种少儿游戏与政治挂钩的民间歌谣，创造并流行于上世纪50至80年代。

　　赣州话最有特色的一大类词语是叠词。比如：墨墨乌、款款动、圪圪雾、梆梆硬、摔摔动、几几湿、哆哆滴、踏踏溜、波波跌、瘪瘪软、翻翻起、乓乓晕、嘎嘎木、纠纠韧、嗡嗡响、冰冰冷、修修长、扭扭槽、泡泡溅、夸夸酥、嗦嗦响、呱呱叫、哆哆滴滴、奢奢搭搭、懵懵懂懂、槽槽耷耷、东东答答、嗲嗲滴滴、棘棘赖赖、帮帮扯扯、卵卵弹弹、郎郎当当、憨憨嗖嗖、鼻鼻蛇蛇、嗷嗷翘翘、恶恶拙拙、嗷嗷叨叨、暗暗唱唱、依依随随、木木独独、磨磨蹭蹭、邋污邋色……

　　赣州叠词，因为重复，而最显语言特色。显然，这些充满生活情趣的赣州官话，无疑是生活中的润滑剂，在语言运用中显现出巨大的亲和力。

　　堪忧之现状

　　方言是乡愁的最大体现，是一个地方的最大的文化标志与特色。古语：宁卖祖宗屋，不忘祖宗言。祖屋卖了可以再买回来，祖宗言忘了是再也拾不起来的。

　　今天，赣州话正呈现从当年盛行到逐渐边缘化再到今天淡化的危险境地。与全国各地方言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赣州话明显有着向普通话过渡的轨迹。显然，这是时代嬗变的结果。深圳是最好的例子，原有的小语言宛若沧海一粟，原有的文化淡化得不能再淡化。深圳的嬗变，完全可以佐证当下赣州话的渐衰态势。

　　改革开放后，赣州城乃至大赣州迎来了大开放、大发展。赣州城的语言开始面临愈来愈多的本城人的外出谋业，以及愈来愈多的外来人的涌入定居，本就小众的赣州官话自然被稀释淡化。另外，老城生态环境的改变，也直接导致了操持赣州话的人群的分崩离析。老城本来就小，区区三平方公里，改革开放前也不过六七万众的居民而已，充其量也只有姚衙前、郁孤台、盐官巷、灶儿巷、南市街这么几个老居民区。自上世纪90年代起，老赣州城的居民们陆续离开密集的居住区，赣州话的生存语境消失了，赣州话自然也就淡化了。

　　总之，人居环境的改变，城镇化及城乡居民大融合，赣州城人对本城文化由自信到不自信的变化等等，无不是导致赣州官话渐渐流失的重要原因。

　　当然，作为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留其重要的文化符号，对赣州话假以重视并施以有效措施，上下合力，多方共勉，已经列入省级非遗名录的赣州话继续传承下去还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