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与客家族群传统的再造

　　摘要：田野调查材料和历史文献资料表明，汀州“百壶宴”源于客家的民间宗教祭祀仪式，体现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域文化特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推动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利用客家族群的文化资本，对地域社会的传统进行建构与再造。从象征人类学角度来分析，汀州“百壶宴”仪式具有宗教祭祀的特点，融合了多神信仰的特质。政府及商界人士联袂推出“千壶宴”的过程，反映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共同推动客家族群传统的复兴和再造。

　　关键词：文化资本；汀州百壶宴；客家传统；再造

　　The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 among Hakka ethnic group

　　——the Symbolic Anthropology Analysis for the “Hundred Pots Feast” in Tingzhou

　　Abstract: According the field survey material and the historical document, the “hundred pots feast” in Tingzhou derived from the folk religion sacrifice ceremony of Hakka, and reflected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f regio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In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izat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needs to use the cultural capital of Hakka 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local social tradition, so that they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From the symbolic anthropology point of view, the “hundred pots feast” ceremony in Tingzhou had the trait of religion sacrifice, which fused the peculiarity of polytheism. The process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businessmen together pushed forward the “hundred pots feast”, reflected the interac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 local society, so they can jointly promote the renaiss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Hakka tradition.

　　Keywords: cultural capital; the “hundred pots feast” in Tingzhou; the tradition of Hakka; reconstruction

　　传统是在一种文化中具有整合性的、自足的、容易辨认的部分。每种文化都包含着许多传统。罗威把文化定义为“社会传统的总和”[1]，这表明文化与传统的密切关系。传统是通过个人或者工艺品而得以保存的，在有文字的社会里，亦可以通过文字记载来保存。然而，没有任何一种传统能够离开个人而存在，或者能够继续起着作用。个体延续传统需要经历三个过程：传承、施受与认知。传承过程使传统在一个社会中得以保存，施受过程使传统的好处在一个社会中得以利用。这两者对与传统的延续是必不可少的。蕴藏于每一种文化的传承与施受过程的背后，是一系列关于个人对传统的拥有，以及对于个人履行各种角色应该具备的资格的概念和看法，这就是认知过程。个体是组成社会的细胞，个人如何传承、施受和认知，完全取决于地方社会对文化资本的运作方式。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文化资本在建构族群传统方面，将起到哪些作用？具体的途径和方式如何？

　　本文通过对“客家首府”长汀地方社会乡村居民的访谈和参与观察，详细描述和分析他们对“百壶（福）宴”的认识，重点关心三个方面：1、他们对地方传统的参与；2、他们对传统重构的态度；3、他们对传统的认知模式。在此基础上，讨论客家传统再造过程中展示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文化资本运作的关系。

　　一、汀州百壶宴的仪式过程

　　福建长汀是世界客家首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留了古朴的客家风情。长汀一带的客家先民尚崇祭祀文化，民风古朴，勤劳俭朴，传统农业发达。历史上，长汀的客家人在生产斗争中，常常遇到种种难以抗拒的自然灾害，比如水灾、风灾、旱灾等，灾害对农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导致当地人缺衣少食、贫病交加的现象时有发生，按照人类的原始思维，必然将此归结为天地神灵作怪。为了实现田禾大熟、粮食丰收的美好愿望，祈求国泰民安并达到民众安居乐业，居住在山区的人以民间最古朴的方式祭祀天地神灵，并表达谢恩的感情。

　　笔者九年前参加的“百壶祭”， 举行地点是在长汀县濯田镇升平村周边一带，包括附近的朱屋、黄屋、弯哩、塅上、土罗、洋塘、李田、包坑、泮坑、大岸头等10多个自然村。2002年农历二月初二上午10时左右，三声震天动地的铳响之后，迎神队伍在众人的簇拥下开始周游村庄。人们抬的是“三太祖师”和“五谷大神”，蜿蜒近一里路的队伍异常热闹——鸾驾执事、神旗飘扬、锣鼓喧天，鞭炮声与火药铳的声音不绝于耳。沿途，各家各户都烧香照烛，摆设供品，敬奉菩萨，祈佑当年禾苗茁壮，消灾除害，五谷丰登。

　　当地人把“保苗祭”称为保苗节。当迎神队伍来到村中大坪上，人们蜂拥而上，接过神轿，开始“斗轿”，也叫“摇轿”。斗轿是由男人承担的一项活动，体现了客家特色。参加斗轿的数十名壮汉个个身强力壮，他们分成两方各持神轿一端，肩扛重达150多斤重的轿子，你推我顶，把轿摇得上下左右翻腾。退者为败，优胜劣汰，淘汰的一方换人替补，又接着斗轿，几十人就这样轮番上阵，直到最后比出高低。在这场斗轿比赛中，实际上是拼体力，谁力气大，耐力持久，谁就是赢家。男人们都喜欢斗轿，人人跃跃欲试，因此参加斗轿的青壮年男子常常多达百人。男人们斗轿十分精彩，众人围观喝彩，女人们和小孩更乐得前仰后翻。斗轿结束后，三太祖师和五谷大神停放在大坪上，接受人们烧香供奉。

　　按照长汀县濯田镇村民的说法，从康熙年间起当地每年在春天播种季节祭祀天地神灵。每年为祈愿当年风调雨顺、禾苗粗壮、田禾大熟、五谷丰登，长汀农民以民间最古朴的方式举办“保苗节”民俗活动。秋天丰收后，也要举行祭祀活动感谢天恩。在“二月二”保苗祭和“六月六”庆禾祭时，各村群众每家每户都要用酒壶装上新酿的糯米酒，敬献给神灵。由于每次都有数百把酒壶，外界遂称之为“百壶祭”，因为“壶”以“福”谐音，故又称之为“百福祭”。

　　搞完祭祀活动之后，村民们将所带酒菜点心聚在一起，形成露天的百壶宴。在濯田镇的升平村，每年二月初二，村里要举办“百福宴”。其场面仪式的隆重程度，不亚于每年的春节。小孩子都要穿上有新衣服，各家各户准备好的美酒和甜糕、米粿等美食，可以让人大饱口福。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各家各户很早就酿好米酒，油炸米粿，因为要在百壶宴上让大家品尝自家的酒和菜，所以为了酿出好酒，主人们都很讲究，选最好的糯米，下最好的酒饼，还要到深山里取来纯净的泉水，这样酿出来的酒才酽香可口。各家主妇暗暗较劲，比试酿酒的手艺。

　　村里还有一条潜规则，举行百壶宴前，全村人一律素食三天，夫妻不同房，以表虔心。二月初二这一天，人们起得很早，无论大人小孩，男男女女都要沐浴，穿起节日的盛装。周边的朱屋、黄屋、塅上、李田、包坑等10几个自然村的村民也提着酒壶、米粿，在升平村的大坪上聚集。俗称八仙桌的四方桌，一桌连着一桌，“一”字儿摆着，长达数十米，成为一条宴席长龙。各家各户送来的酒都用锡壶装着。为什么都用锡壶装呢？当地人认为“锡壶”就是“惜福”，意思是启示人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酒壶全摆在长桌上，少说也有一百多壶，这就形成了“百壶宴”的规模，因“壶”与“福”谐音，人们又叫它“百福宴”。向升平村大坪云集的人们，其实不仅仅是四邻八村的乡亲们，还有很多是他们的三姑六姨，高朋好友。众人借此机会交谈打闹，更多的是畅谈播种事宜，直到日落西山才恋恋不舍地散去。因为紧张的春耕生产就要开始了，百壶宴拉开了春耕生产的序幕，人们在这一天煮酒保食，是为了祝愿风调雨顺，能有个好收成，这是当地客家人追求幸福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

　　当地群众认为百壶宴起源于清朝康熙年间，一直沿袭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了，成为闽西客家的重要民俗活动之一。而据当地地方史志记载，“二月二”保苗节源于清初，盛于清代同治初年，沿袭传承至今己有300多年历史。活动内容包括抬“五谷大神”、“斗轿”及欢聚“百壶宴”。大家互相争着品尝各家摆供的米酒及年糕，那激动人心的热闹场面，在偏僻的客家山乡让人如痴如醉。真可谓是“春醉百壶，尽兴致极”。[2]福建省长汀县已向国家申报该民俗活动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明末清初，当地人们在此兴建“灵极山寺”，寺内供奉有“定光”、“伏虎”、“殊文公”（统称为“三太祖师”）及“五谷大神”等诸神，人们为纪念他们生前为民造福功德，把其敬奉为神。在闽西客家地区，定光古佛的庙宇随处可见，乡村百姓不仅把定光古佛视为保护神，而且经常迎请他出来巡游，除虫、抗旱、保禾苗。这种活动是极其普遍的，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有固定日期、固定区域的集体性祭祀活动。[3]

　　改革开放以来，长汀县政府多次举办隆重的“百壶宴”民俗活动，深受世界客家乡亲的欢迎，成为凝聚世界客属的一个品牌民俗活动。改革开放以前只是地方民间习俗的“百壶宴”，逐渐被地方政府进行文化建构，成了内容更加多样的“千壶宴”。在这个过程中，客家族群的文化资本也得到了较好的彰显。

　　二、地方社会对“百壶宴”的文化建构

　　2003年10月22日，由龙岩市人民政府主办，长汀县人民政府承办的“龙岩市首届旅游节暨汀州客家美食节”在长汀三元阁广场举行。中国烹饪协会和省烹饪协会负责人、省市有关领导、世界吉尼斯中国申报中心监证人，中央、省、市29家媒体记者，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台湾地区参加第九次世界客属公祭客家母亲河的祭祖团及国内12个旅游团队共1500余人出席。上午，三元阁广场举办“百壶宴”，78.38米的长桌展示河田白斩鸡、烧大块等460盘汀州特色客家菜，319把客家酒壶盛满美酒宴请嘉宾，高117.67厘米、容量118.8公斤的“天下壶王”倍受关注。根据当时张贴的海报显示，长桌和“壶王”均已申报世界吉尼斯纪录。广场周围布满客家小吃屋，各色客家美食琳琅满目。三元阁城楼前舞台上，精彩的文艺汇演给美食节增添浓郁的节日气氛。开幕式上，国家烹饪协会负责人、省烹饪协会负责人授予长汀县“福建美食名城”称号，授予8家酒家、饭店“福建餐饮名店”称号，授予34种长汀风味美食“福建名小吃”称号，并颁发牌匾。美食节期间，还举行汀州南禅寺主体工程竣工仪式。

　　长汀作为客家首府，是着名的客家菜之乡，餐饮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地方政府认为当地企业应该把握好每年举办“汀州千壶（福）宴”活动的绝佳机会，弘扬汀州客家美食，推动汀州美食文化的发展，打造全国闻名的汀州美食品牌。2010年9月10日上午，笔者再次有幸参加了汀州“千壶（福）宴”。这次活动围绕“相聚客家首府，体验汀州风情”的主题，的确把“汀州千壶（福）宴”办成“热情洋溢、美食荟萃、酒醇芳香、安全有序”的美食盛宴。会场上的几名工作人员对笔者讲，数周前各个参与单位就已各司其职，相互协调，按照时间节点和方案安排筹备工作，以确保活动圆满成功。

　　长汀县工商联是海峡客家旅游欢乐节——汀州“千壶（福）宴”活动的主要承办单位之一。县工商联主席为整个活动的副总指挥，主要负责总策划和舞台总监。汀州“千壶（福）宴”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有汀州客家的酒文化竞技比赛，有客家民俗文艺表演，更吸引眼球的是999把大小不一的锡酒壶和能盛600斤酒娘的海西特大锡“壶王”。客家菜名厨更是各显神通，拿出了看家绝技，100多个品种400多道客家美食一展风采，让来自海内外的食客赞不绝口。整个活动现场人山人海、高朋满座，中共龙岩市委常委、秘书长、市人大副主任、市政府副市长为汀州“千壶（福）宴”揭壶，并和大家一起品尝客家美食。从象征人类学理论来分析千壶宴之后的开幕式，首先是政府介入并主导仪式的进程。省经贸委、省烹饪协会领导为长汀县“福建美食名城”、长汀县8家“福建餐饮名店”和34种“福建名小吃”授牌，市领导分别为龙岩市旅游烹饪技朮大赛的前三名颁奖。海内外宾客观赏了大型歌舞“在欢腾的大地上”、舞蹈“看到客家”、小品“灯盏糕情缘”等节目。开幕式结束后，海内外宾客来到百壶宴前，尽情欣赏，走进美食屋中，细细品尝汀州美食的色、香、味、形。其次是仪式的参与对象对族群身份的认同感。当天下午宾客游览汀州古城，晚上地处汀江河畔的客家母亲园华灯齐放，世界客属公祭客家母亲河活动在这里举行，海内外客家乡亲代表向“客家母亲”塑像敬献花篮，100多名客家儿女唱起了“母亲颂”，表达客家儿女弘扬客家文化和对客家母亲的缅怀追思。

　　现在不妨来分析笔者三次亲历的活动现场。第一次是濯田镇升平村的以祭祀为名义的百壶宴活动，现场的参与人员都是当地及周边的群众，没有官方的色彩，但是围绕的主题依然是节日里的狂欢。第二次是规模较小、投入有限的“百福宴”仪式，主办单位已经改换为地方政府，参与者主要还是地方群众，但已不再局限在濯田镇。第三次活动盛况空前，已经动用了国家政权的力量，借助地方民俗形成的文化资本，将“百壶宴”升格成了“千壶宴”，文化资本的运作非常成功。

　　三、文化资本与客家传统的再造

　　在汀州“保苗祭”这一民间仪式的重构中，可以看到国家对文化资本的利用方式。布迪厄认为，官方范畴构建的主要负责者是国家、国民与思想，根据这些范畴被构塑；国家通过整个含有真正的经济和社会作用的规范化工作，力求有助于某种家庭组织形式，力求使得能够适应这一组织形式的人更加坚强，并通过所有手段，物质或象征的，鼓励“逻辑上的因循守旧”和“道德上的因循守旧”，作为理解世界和构建世界的形式系统的协调。[4]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同国家、地域和民族文化 “无意识传承” 的传统，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常常被来自国家和民间权威的力量，进行着“有意识的创造”，这种创造的过程，正是一种“文化的生产”与“文化的再生产”的过程。这种“生产”过程，利用原有的文化资源和新的文化创造来展示各自的文化特征，形成一种“文化+文化”的现象。特别是当把文化的展示置于旅游体系中时，文化的生产、消费和文化策略之间已成为一个整体。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一文化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族群、地方社会与跨国文化圈的文化认同。[5]社会一旦从国家分离出来，就会有自己的文化表现。各地可以自成舞台，在国家意识形态之外可以保持自己的价值观、仪式、表达方式，在民族地区则可以按照民族政策堂而皇之地恢复本地的传统。但这并不是说地方或社会在仪式上与国家不相干了，而是说双方在分立的前提下正在建立新型的连接方式。[6]在国家留给民间的社会空间里一些仪式可以恢复，人们也可能自觉改造这些仪式，或者是为了利用国家的权威性，也可以被地方政府作为一种发展的资源。

　　围绕仪式和地方社会的结构过程，精英与民众、官方与民间、国家与地方社会、不同信仰者等这些经常被简单机械对立的参与诸方，相互之间同时都扮演着主动者和被动者的双重角色，互观、互审、互构着对方，而且互为主体。[7]在此过程中，神话传说、仪式等民众集体记忆中所表现出的对自己部分历史“失忆”到“失语”的历程。既不全然是处于弱势的民间社会被动地接受，也不全然是处于强势的、作为社会一种组织形态或者说比地方社会更强大的共同体的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强行介入，它有民众主动地参与、迎合，也有国家主动地俯就、屈尊。这样，在当下具体的情境中，经过互为主体、有着特定角色期待的“个体”的表述、书写、行动，对于乡村的“民间文化—迷信”两可表述所编织的意义之网间的裂缝也就部分地被勾连与缝合。政府作为显性和隐性的权力符号，在百壶宴从地方仪式向文化资本积累的过渡环节中，处于核心地位。以富有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来提升本地知名度和吸引外来者，从而发展地方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遍做法。

　　当代民间文化在自我重构时，必须担当起发展经济、复兴和保护传统文化的双重重任。而要实现这样的双重任务，就须在运转中使各种参与力量达到平衡。对于汀州的客家民众来说，通过百壶宴配合长汀旅游活动的开展，他们的传统文化获得了国家的认同、外界的喜爱，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客家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从而调动起了他们保护和发展传统文化的热情。由于政府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征用本身就是国家对地方社会的认同和关注，而通过直接参与节日活动可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这构成了民众参与活动的强大动力。在多种力量共同交织、作用下所建构的百壶宴节庆活动，一方面重新唤起了客家民族成员的历史记忆，增强了他们的内聚力、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也使得主流文化获得了对客家的新认识，使得这一种地方传统文化得到了重新肯定和积极评价，推动客家文化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的复兴和再造，也凸显出在多重权力共谋与互动下旅游经济嵌合于传统节庆的当下状况与必然性。

　　当然，最为直接的是各种力量在百壶宴这一传统民俗文化表征中，实现了自己预定的目的。比如：在百壶宴文化表征的背后，政府实现了振兴地方经济的目的，民众享受到了文化权利带给他们的好处，游客则感受到了异文化带给他们的震撼，而媒体也找到了打动读者眼球的题材。

　　当人类的产出高于消费时，一部分资本代代积累，并随时空转换为耐用性资本。韦伯运用经济学术语研究宗教和精神空间，认为生活形态和荣誉感是社会阶层等身份群体构成的重要因素。[8]布迪厄借用政治经济学术语“资本”，揭示文化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实质。在不同场域和历史语境中，行动者为了巩固和再生产千姿百态的自身利益而发生源源不断的冲突。在现代社会,社会空间分化为众多各自为政的场域，充满大大小小、有意无意的“争战”。这些“小世界”既遵循各自逻辑又彼此关联。社会行动者在“习性”的规导下，前意识、本能地争夺这个场域的具体资源——特定资本，以获取更大利益。[9]

　　在常识中，我们往往下意识地认同人文主义的经典“文化观”，即文化更多指向属于人类文明伟大传统的杰出思想和经典，具有普遍而恒久的魅力；或者再扩大为一种“文献式”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性作品的整体；但对文化进行“社会”的定义，则可将其视为“人们的整体生活方式”。[10]这种文化观拥有丰富的分析层面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维度，能满足观察社会象征空间和生活空间之间的联系、权力运作的愿望。[11]布迪厄认为文化“关系性”地存在于“象征性位置空间”与“社会位置空间”的结构同源中。[12]“文化资本”是“一种属于文化正统的趣味、消费方式、社会属性、技能和判断的价值形式。”因此，“文化资本”的概念超越了对文化的狭隘理解，将文化带到充斥日常生活内容的社会空间之中，文化和衣食住行一样，成为与社会地位、阶级、社会再生产密切相关的因素。[13]

　　文化积累、文化传承和再生产等智力实践，被还原为一种具有符号特征和自主逻辑的利益行为，和其他实践类型一样具有“资本”和权力积累的维度。资本以多种形态存在，其中有四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和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各种形态的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转换的比率随场域条件而发生变化。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具体形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存在；客观形态以文化商品的形态（图片、书籍、词典、工具和仪器等）存在；体制形态以文化资本的形式由权威机构授予，并成为一种具有保证性的资历认证。

　　汀州“百壶宴”源于客家的民间宗教祭祀仪式，体现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域文化特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推动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利用客家族群的文化资本，对地域社会的传统进行建构与再造。从象征人类学角度来分析，汀州“百壶宴”仪式具有宗教祭祀的特点，融合了多神信仰的特质。政府及商界人士联袂推出“千壶宴”的过程，反映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共同推动客家族群传统的复兴和再造。

　　象征是人生存的基本需要和人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的结合，是人愿望的表达。象征的存在受到时间的限制，可以随社会的变化而改变其意义的，或者在社会变化之后，一些被忘记的象征，又被赋予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意义。典礼仪式代表着传统行为模式[14]，综合观察当今全球化发展的进程，汀州“千壶宴”的活动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挖掘地方传统文化的特色，拉动地方旅游产业的构想，将百壶祭的象征意义进行重构，符合象征人类学对仪式和传统再造的分析所得出的一般规律。另外，文化资本的积累和建构，需要文化主体身份认同为基础。汀州“百壶宴”的衍变过程，充分表明文化资本是客家族群再造传统文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策略手段。如果从人类学与当代人类问题的关系来看[15]，长汀县致力于客家族群传统文化的开发，通过地方民俗传统的重构和再造，利用文化资本带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无疑是当代人类学需要关注的一类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