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龙川与客家族群的发祥

　　一、龙川概况

　　龙川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龙川设县始于公元前214年。公元前214年，即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始皇平定南越后，置龙川县，属南海都，赵佗为首任县令。今之龙川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江和韩江上游，东连梅州、汕头、西靠韶关，北接江西，南近珠江三角洲。1988年设河源市，龙川属之。全县面积3089平方公里，下辖30个乡镇335个行政村，县治老隆镇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龙川现有总人口86万人，绝大多数为汉族，以客家民系为主，尚有畲族蓝性人口0.2万人；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32.7万人。

　　今之龙川尚有佗城。佗城位于龙川县城南10公里处，广东四大河流之一的东江从东北向西南斜穿而过，是广东古老的县城之一，为秦时36个行政县治所之一。佗城始建于公元前214年，至今有2200多年历史，因赵佗为龙川县令而得名。佗城是广东省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以其古老的历史文化着称于世。佗城是南越王赵佗的故居，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佗城文物荟萃，其中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2处。佗城是龙川长期县治之所，又是文物古迹最集中的地方。佗城文物古迹众多，有80多处文物古迹，有越王庙、孔庙、正相寺、正相塔、坑子里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苏堤遗、循州治所遗址、农民协会遗址、考棚等，衙前石狮子、风雨亭、东瑶古窑群等等；龙川还有古老祠堂48个。龙川又是重要的历史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之一。近几年，每年到佗城游览或进行教育学习的人数达6万多人次。

　　佗城内的越王故宅，是龙川首任县令的赵佗故居。越王井位于佗城光孝寺内，井深数十米，中部直径2.5米，是赵佗故居的汲井，属岭南古井之一。越王庙位于佗城中心街，占地352平方米，是后人为奉祀秦县令赵佗所建。学宫（孔庙）位于佗城中心街，建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占地7278平方米，按州府所在地规格建造，为七开间（县所在地学宫为五开间），由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和五丰殿组成。相传此宫由北京名师建造，古时用以修研经书、培养学者之所。

　　对于龙川作为古邑的历史定位，广东省政府参事、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山大学教授黄伟宗在2003年考察龙川后说：这次来龙川解开了一个千古之谜，即，当年秦始皇南下大军找到了下落。为什么说呢？因为龙川183个姓，佗城就有179个，这说明当年随赵佗南下的秦军就地同化了。黄伟宗教授于是给龙川题写了“珠江东水开端、岭南古县第一”的对联，横批为“古邑龙川”。

　　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笔者本文的论证都是建立于客家迁徙六次说的基础上的，笔者持客家迁徙六次说，即在罗香林的“五徙说”前加秦汉第一徙。

　　二、古龙川是客家族群的发祥地

　　（一）秦始皇开发岭南——遣军与徙民

　　1、派遣军队平定岭南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秦军兵分五路开始了平定百越的事业；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就在这征服、开发岭南的过程中，形成了客家民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分布在今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的许多部族，总称为“百越(粤)”，其中着名的分支有：于越是以今浙江绍兴为中心而发布的，春秋时期的越国即是在于越的基础上建立的，越国后来为楚国所灭，楚后为秦所灭；瓯越即东越，它以今浙江温州为中心；闽越是以今福建福州为中心；南越与西瓯，分布在今广东、广西之地。在岭南广大地区的是属南越。岭南地区很早就与中原有密切的交往。从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以“印纹陶”为特征的遗址中，有许多石戈、石矛、石剑是仿效中原青铜兵器的样式，陶器的花纹有云雷纹、夔纹、乳钉纹，形制与纹饰既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又与中原的有密切关系。秦始皇平定百越、开发岭南的过程有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王翦。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年），遣大将王翦南征百越，悉定其地。“略定杨越，谪戍五万，南守五岭 ”，打开岭南门户。

　　第二阶段：屠睢、史禄。次年（前223年），在王翦“南征百越之君 ”的基础上，开始了对南越人的战争。据《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载：“秦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今广西兴安北）；一军守九嶷之塞（今湖南蓝山西南）；一军守南野之界（今江西南康西南）；一军结余干之水（余干水，即今江西信江），三年不解甲驰弩……以与越人战。”又据林剑鸣着《秦史稿》详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就其地置南海郡，以屠睢为南海郡尉、史禄为南海郡监。屠睢入岭南，率50万大军分五路向华南进兵。这50万大军是由武关沿驿道和丹江南下，抵今广东龙川等粤北地区和今江西南康等赣南地区。一路由今江西省东向攻取了瓯越和闽越，是年平定，置闽中郡。另两路取南越：其一循今南昌，经大庾岭入广东北部；其二循今长沙，经骑田岭抵番禺。其余两路入广西境：一路由萌渚岭入今贺县，一路经越城岭入今桂林。但因华南河道纵横、军粮运输极不方便，除平定闽越、瓯越一路很快取胜外，其余四路途中受阻迟迟不能前进。为解决此问题，秦始皇派史禄负责凿渠以通粮道。约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开始修建，公元前217年（秦始皇三十年）凿通。此即是着名的广西灵渠，它连接湘水和漓水、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灵渠长约30公里，其规划布局都和都江堰十分相似。灵渠修成后，对南越的进军得以顺利进行。其间若干年，“经骑田岭抵番禺”的那路军，遭遇番禹地带越人的顽强抵抗，驻军“经年不解甲驰弩”，越人“莫肯为秦虏”，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即秦始皇派往岭南的的戍卒首领)，伏尸流血数十万”（《淮南子·人间训》）。

　　第三阶段：任嚣、赵佗。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二十九年），秦皇派任嚣、赵佗率秦四、五万楼船将士（一说十余万，参下页） 增援。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岭南平定，设置南海（今广东）、桂林（今广西）和象郡（越南北部）三郡。以任嚣为南海郡尉、赵佗为龙川县令。当时，南海郡下设番禺（今广州市）、博罗（今博罗县及其以东部份地区）、龙川（今广东河源县东北）、四会、中宿、及揭阳（今揭阳）六县，基本上为今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其中，古龙川的大部分和古揭阳的一部分是今天的客家地区。

　　2、迁徙中民开发岭南

　　此后，秦始皇开始有组织地把豫、陕等地人口向这些地方迁移。从此，中原人因仕宦、随军、业贾而客居岭南者渐众。第一批是公元前214年。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所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胥、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遗戍”。“陆梁地”，即五岭以南，今广东、广西以南之地；又据《史记??正义》注：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日陆梁。“尝逋亡人”应为“曾经逃亡而又逮捕回来的人”；“赘胥”：“胥”为役者，“赘胥”应为“多余的役者”(有些书认为是“入赘女婿”)；“贾人”，古时称“坐商”为“贾人”。第二批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又把中原50万人迁徙到这些地方去“戍五岭，与越杂处”。 此次迁徙是举家而来。第三批，同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治狱吏不直者”，去岭南从事筑路、筑城等 ，此批人数可能不是很多。第四批，是在公元前212年。前212年，“益发谪戍边”，此“边”不外乎北边与南边，南边即岭南。此次人数亦不可能很多。第五次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南海故大越处，已备东海外越” 。此次人数也不可能很多。第六次是陈胜、吴广起义前“不一年”，约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即位，赵佗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万伍千人”，即1.5万无夫家的青年女子至岭南。 “秦使尉佗逾五岭攻佰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伍千人。” “尉佗”：“尉”为秦朝武官之长，“佗”即赵佗，时赵佗任秦朝武官之长。

　　（二）古龙川是客家族群的发祥之地，客家族群因此建立了据点

　　1、客家第一徙即是秦汉，尤其是官方行为的秦朝，而龙川在此一徙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客家迁徙的历史概括，有罗香林的五次说，此为多数学者所支持；少数人持六次说，即在罗香林的五次说前加秦汉一徙。笔者即持六徙说，在拙着《客家文化大观》一书中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秦汉一徙，主要是秦始皇平定岭南开发岭南，那时进入岭南的中原人大部分成了客家先民。而秦始皇开发岭南成功后设置的南海郡（郡所在番禺），主体在广东。现在，广东79个县市中72个有客家人居住，而龙川是广东全省客家人最为集中的县之一。当年赵佗为南海郡尉、南越王之前，首先在龙川任县令建佗城，从而古龙川可以看作是客家族群的发祥之地，中山大学的李吉奎教授有佗城开基“客安家”论文对此作了论证。据《龙川县志》记载：赵佗建城时曾“筑土城为县治所（今佗城）”，隶属南海郡。此即：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始设龙川县，赵佗是龙川首任县令，他最早在东江河畔传播中原文化。其时龙川辖地颇广约82万人，包括今广东河源市、汕尾市全部、梅州市大部、惠州市一部、韶关市新丰县、江西省寻乌县和定南县等地，大部份为今之客家地区，极少数为广府、潮州地域。秦末动乱，南海尉任嚣死前将权力移交赵佗，要他封锁五岭险隘，断绝和中原的交通。赵佗还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于公元前208年自立为南越王，时赵佗29岁。汉初，汉高帝刚刚平定天下，不愿再劳师远征，赵佗又肯臣服朝廷，就派陆贾去册立赵佗为南越王，此即公元前196年的赵佗归汉。公元前183年，因汉朝吕后专权封锁关卡禁运铁器等于赵佗之国，于是赵佗自立为南越武帝；前179年汉文帝与之修好，赵佗去“武”复称南越王，疆域达万余里，南濒南海、抵达越南北部，向东达今福建西部，向北抵今湖南、江西，向西至今贵州一带，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全省和福建、湖南、贵州、越南的一部分。赵佗活到101多岁，在公元前137年、即武帝建元四年去世。赵佗逝后，闽粤国与南越有了争战。因为赵佗高寿，其太子已经先他归西，于是由赵佗的孙子赵胡继位，号南武文王。南越新王赵胡身体不太好，在位时间只有十几年，一般事务大多交由丞相吕嘉处理。据考，越人大首领吕嘉为今广东顺德人，赵佗立国后为“和集百越”任用他当丞相。吕嘉有感先王重用，对赵氏王室死心塌地，新君赵胡对吕嘉也非常信任。可是这样一来，多病不爱问事的赵胡声望就成问题了，从而引起了南越国名义上的藩属闽粤王郢的觊觎。这期间，南越王由赵胡传婴齐，再传兴。兴的母亲是中原人，她说服儿子要南越国归附汉王朝，宰相吕嘉不同意，他想保留一个独立的南越国。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国政变，吕嘉杀死南越王兴和太后，立婴齐另一个南越妻子所生的儿子建德为王。汉武帝大为光火，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10万大军征讨南越，最后，南越国亡，越族被汉化。此段历史可见，来自中原的华夏族的赵佗是先在龙川、后赴番禺的。赵佗最初在龙川的数年就是客家先民发祥之时，龙川因此在客家形成过程中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它给客家大本营建立了一个根据地。

　　客家人自诩为汉族的正宗，中原血统可说是较为纯正。笔者认为，“客安家”比较大宗的至少有两拨。一为上述之第二批移民，即秦始皇三十四年迁徙中原50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此处虽说是“与越杂处”，其实是越自为越、客自为客，因为越族作为原住民，肯定是居住在交通便利、水土肥沃的平原之地，即以广州番禺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而客家先民，从北方移来属于外来之客，所以只能居住山区。同时，因此次迁徙是举家而来并非与越族通婚，所以较为保持中原血统。此次迁徙在后来有印证：“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中县之民四家”。唐代龙川人韦昌明之先祖，即为此四家之一，是由陕西中部南迁而来。由秦至唐乾符中，昌明之族在龙川者870余年“已几三十五代”，与赵佗所凿的“越井”相始终。 二为约公元前210年左右赵佗在龙川任职时，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万伍千人至岭南，与秦军结合成为客家先民，此亦较具中原血统。曹国庆在《论台岭在客家先民首批南迁中的地位与作用》特别强调说：“以女无夫家者万五千人予南越”，这是一条值得客家学研究者关注的资料，对早期客家先民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笔者颇赞同曹国庆先生的看法，1.5万中原女子与秦军组成的家庭，无疑在语言、风俗习惯、信仰等多方面与中原无异，而与那些同百越通婚的家庭是有天壤之别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客自为客、粤（广府）自为粤（广府）的原因所在。

　　不少专家、学者也赞成秦始皇开发岭南成就了客家先民。如黄麟书先生在《客家南迁之始问题》一文中说：“窃考屠睢50万戍卒多发自赵，客家始自屠睢等50万开发岭南之人，五岭适与客家聚居于赣、闽、湘、粤、桂边各县相吻合。故客家祖先多系赵人，其南迁始于秦始皇时。” 赖雨桐在《客家先民南迁始于秦与赵佗建龙川县》一文中说：先秦时，赵、魏两国均说同一方言 。先秦“赵国”（约相当于今之河北）、“魏国”（约相当于今之山西）的辖境为中原的中心地带。就地缘关系分析，现客家人分布的主要地区，是岭南各省的边缘地带，如赣闽边、赣粤边、闽粤边、湘桂边；这些地方多为秦始皇数十万南戍五岭兵丁和数十万谪徙民足迹所涉、散驻、和屯垦的地方。笔者很赞同他们上述的见解，同时还认为，秦始皇开发岭南之前，越族是为该地的主要原住民（尤其在平原），而边缘地带的山区是南越族较难涉足的空白地带（只有少数的畲族与瑶族），因此，秦始皇派往岭南的军民在此繁衍生息较为安全，不至于受到南越族人的骚扰，这就给客家先民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从自然地理看，龙川具有形成客家大本营的区位意义。龙川地处粤东北，它连接着赣南、闽西，在闽粤赣客家大本营区域的形成中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今之龙川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江和韩江上游，东有岐岭（蓝关）控五华、兴宁盆地，连接梅州、汕头，西有高达1174米的大帽山、毗邻韶关，东西方向为闽西，北有东江支流定南水和寻乌水沟通江西，南为东江干流可径下惠州、番禺、珠江三角洲。嘉靖《龙川县志》评曰：“郡据上游，当江赣之冲，为汀漳之障，则固三省（粤、闽、赣）咽喉，四州门户，可不谓岩邑哉。”粤东（北）地区与岭南其它地区之间有大山阻隔，而与客家之闽南（西）之间却没有什么崇山峻岭，与客家之赣南更有河流直接沟通。此外，粤东的主要河流为韩江，它主要来自于福建的汀江，自流入海，与珠江水系无关。此或许可看作为客自为客、粤（广府）自为粤（广府）的见证，不同饮一江水，从而广府人骨子里就有排斥客家人的因素存在。

　　3、尤其是，秦朝之徙对客家话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客家话有古代汉语活化石的称谓，这称谓与这一次迁徙息息相关。因为，按照罗香林客家迁徙五徙说，两晋时北方汉民南下在江淮一带滞留数百年，那样，语言早已变迁。唯有一次到位的官方移民，才能比较完整地保留中原音韵。语言学家考证，客家方言最接近中原古音韵，它所保存的部份古语和古音为其他方言所不具。清代嘉应州人杨恭恒在《客话源流多本中原音韵考》一文中说：“……考语言之特别多合中原之音韵，尤确而有征，试即客话之合于汉语古音者考之。‘唐逮’二字本诸汉语，出于说文（客族妇孺，最惯说此口音，外境人往往讪笑，一若‘唐逮’，为客人独有之士谈，殊不知此客语最古，最雅者，独不解外人岂之，惟客人乃能存汉语也”。此外，温仲和《嘉应州志》卷七方言篇、章炳鳞《新方言》附“岭外三州语”、黄刽《石窟一征》、罗霭其《客方言》及林达朱泉《客说》等文，都力证客家方言与中原古语古音的渊源关系。他们的着述在明确客家话为古汉语派生的同时，从侧面论证了客家人来源于中原。而这样的来自中原并保留中原音韵的迁徙就是秦开五岭，而在一次到位官方行为移民的秦开五岭中，由赵佗主掌的龙川就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三）秦发岭南之军民最后发展为闽粤赣客家，客家族群由点而成为面

　　1、当时朝代——秦代其它形成闽赣客家先民的渠道

　　（1）闽赣客家先民的据点形成还有其它渠道。秦始皇时派往江西伐木的“木客”——中原之民可能成为客家先民。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把原六国一些降卒（据说10万，含贵族）派往南方伐木，他们溯鹭溪河，从万安来到赣南上洛山（即今兴国县永丰乡西江、里坳村一带，与赣县白鹭官村相连）。这批谪卒不堪其辱、难负其重，一部分人逃到上洛山的大山深处隐居，大部分人在秦朝灭亡后分散到了赣南各地。这批“木客”以赣南为家，同当地的土着人“赣巨人”结合，是赣县最早的拓荒者和中原文明的传播者，也是赣南最早的客家人之一部分。便是在现在，在赣县白鹭与兴国交界地带的村人，仍有沿袭古俗，习惯性地在自家门楣上贴上“木客之家”字样。至今，兴国居民都尊崇“木客”为他们山歌作唱的祖师爷。 在客家摇篮的赣南方志上还有更多的记载：生活在闽、粤、赣客家聚集地的土着民族为畲、瑶(古代又称山越)，赣南，秦代便设南懋县；秦始皇“南定百越”时曾派10万军驻扎在赣南的章江流域；秦军的四、五万楼船水师都是最早进入南国的中原汉人，他们大部分留籍赣南。还有：赣州城（在闽粤赣客家大本营中行政建置最早的是赣州）在秦时尚为一三角地区，直至晋太守高琰才建土城。赣州府志有载：赣州（时为赣县）晋时便在有座嘉济庙，敬的便是最早生存在赣州城一带的先民——秦人石固，传说这石固便是这批谪卒中的一人。上述资料虽是叙述赣客家，但闽客家与赣客家、粤客家毗邻，所以会自然流动而成。

　　（2）秦发岭南之军民大部分成为客家先民，小部分成为广府先民、潮州先民。强势移民保持原有文化传统的能力较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丁毅华对此颇有体会：一般而言，数量较大而又比较集中的移民，保持原有文化特征和传统的能力较强，而数量较少、比较分散的移民更容易迅速吸收移入地的文化。 由1.5万中原女子与秦军组成的家庭，无疑在语言、风俗习惯、信仰等多方面与中原无异，还有秦始皇时的第二批移民是举家而来，所以较具中原血统。这些，都属于数量较大而又比较集中的移民，保持其原有文化特征和传统的能力较强，于是就形成了客家先民。即使有中原遣军徙民与当地的畲瑶通婚，由于中原文化的强大与先进，也会把他们同化，这在后来的历史中有印证。此外，吴纪光在《东南亚经济概况》中叙述了客家人在马来西亚保持中原文化特点的事实也可作为旁证。其《东南亚经济概况》第220页述：1838年，马来作家阿布杜拉沿着彭亨河而进，看到华人村，那里从事开采金矿的中国人都是客家人，他们和马来的女人通婚，他们的子女讲华语，而不讲马来语。此中关于客家人保持中原特点的叙述可作为强势移民保持原有文化传统能力较强的佐证，即使是与外族通婚。

　　而数量较少、比较分散的移民就吸收移入地的文化，从而形成了广府先民、潮州先民。这也就是秦发岭南之军民大部分成为客家先民，小部分成为广府先民、潮州先民的原因。成为广府先民、潮州先民者是小部分的中原人，他们或“入越”因势单力薄被同化而成，或是与越族通婚越化而成。据历史记载，秦以前南越先民一直保持着众多部落，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但人口相当稀少，如《史记??殖货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或火耕水耨……无积聚而多贫。”据公元2年（汉平帝元始二年）对南海郡所做的调查统计，人口为94253人。而那时的南海郡，辖区包含今之粤北、粤中及粤东部分和沿海地带，几乎等于今天广东之三分之二区域，仅有9万多人，而且是距秦设郡200年之久，秦时人口南越族人实在是寥寥无几。不仅人数稀少，而且包括南越族在内的当时百越之地均属男少女多，这样，由若干北方来的、由单身男人组成的军队与越族通婚就成可能。秦军由咸阳出发，沿弛道出武关，经汉水入长江后，从湘江或赣水入岭南，分别可达番禺。后来，赵佗在任嚣亡后继任南海郡尉，入住番禺。番禺为当时南越国中心，其周围的珠江三角洲就成为南越族的聚居地。赵佗随带的军队与南越族通婚的不在少数，连赵佗的王室都有娶越女为妻的。进入越族聚居地的中原人被越化，于是就成为今之广府人的先祖，即入粤（越）为粤（广府）。入广府者虽有一定数量的中原人，但数量不会很多，因为赵佗要考虑越人的情绪，太多会遭越人反感而不利于杂处；但也不会太少，因为太少不足以支撑赵佗政权。

　　但在入越后的这些中原人并未完全被同化，因为汉文化毕竟很强大。赵佗虽然使自己尽量“蛮化”（赵自称“蛮夷大长”），但赵佗将北方的先进耕作技术传给了当时在刀耕火种的越族，同时，语言也未完全被同化，因此，形成了有汉语成分的广府话。有语言学者研究结论为证：“古越族人为了与文化先进的“中县人”交流，主动吸收了中原古汉语的词音、词汇，这样，便形成了以壮侗语为主体、融汇了中原古汉语成分的粤语方言。” 而客家话与粤语有若干词汇相同，此即可看作是汉化粤语的那部分。

　　综上所述，秦军及中原徙民大多数留在今日客家地，他们或举家皆中原、或与自家人结合（1.5万无夫女）、或与当地畲瑶族结合，因中原势力强大而保留中原血统、语言、习俗为最多，他们是客家先民，最后在客家第二徙、第三徙中形成闽粤赣客家聚居地。而被赵佗带入番禺及珠江三角洲的则变成为广府先民，而那些与今日潮州地带的原住民结合一起的则变成潮州先民（有小部分秦军驻扎在揭阳）。在此三部分中，客家族群中的汉人比例最多，这也可看作是客家族群比起广府人、潮州人来在全世界人数较多的原因所在。

　　2、后来朝代——唐宋北方移民的迁入最后形成了现在的客家、广府、潮州族群。

　　3、秦发岭南之军民大部分成为客家先民，小部分成为广府先民、潮州先民，在这样的前提——据点下，尔后，经唐宋的大宗北方移民，最终形成了客家、广府、潮州族群。

　　（1）先看客家。秦汉时期，是客家族群的发祥时期，此期由于秦开五岭、汉朝军民的到来，加上客家居住闭塞落后的山区，从而保留传承了古老的中原文化。后来，“二徙”之魏晋的部分中原汉人、因“五胡乱华”而南下的客家先民，在长江南岸生长繁衍500余年，至黄巢大起义再南迁而成“三徙”，入闽粤赣客家聚居地而“入客为客”。谭其骧先生《粤东初民考》中说“汉人之移殖粤东，唐宋以来始盛”， 唐宋北方移民的陆续迁徙到来，最终形成了客家民系。客家民系一开始就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后来的唐宋文化更是自家文化的延续，从而最终形成客家文化与北方中原汉文化的一脉传承关系。例如，后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变迁了北方的汉文化（如汉语从六声变成四声），而居住边远闭塞的山区的客家则依然保留了原来的汉族正统（客家话是古代汉语的活化石）。

　　（2）继看广府。秦汉时期，有部分汉族与当地越族结合成就特色文化，据说，光富华光富华形成于汉代。唐宋时期北方大量移民南下中原文化随之涌入，广府族群最终形成。据网名“谁明浪子心”叙述：珠玑巷是北方汉族人到广东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广府地区各姓氏族谱大多记载自己的祖先来自南雄珠玑巷。唐张九龄奉诏开凿大庾岭以后，大庾岭取代湘桂走廊和骑田岭，成为进入岭南的重要驿道。唐五代时期人们越大庾岭后，多在南雄盆地定居下来。两宋时期有两次大的移民迁徙，一次为北宋末、一次为宋末元初，他们也都是由南雄南下迁入珠江流域。 这就是“入广府为广府”了。广府文化形成后，因广州的开放地理位置，进而洋文化的加入，则会改变原来文化形态，如近代的广府民居就受到西洋文化某些影响，如现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开平碉楼，从而广府文化保留汉文化传统较少。

　　（3）再看潮州。秦汉朝来此的中原汉民不多，所以，汉化不太厉害；秦汉以后，汉文化向岭东扩展，于是具有若干汉文化成分的潮州文化便在晋唐时期兴起。陈元光平定泉潮间蛮僚啸乱、韩愈谪任潮州刺史，是唐朝时期的重要事件，中原主流文化影响逐渐扩大，最终形成了后来的以中原文化为重的潮汕文化。此即“入潮为潮”。

　　综上，由于最初秦汉时（主要是秦）中原文化的多寡，发祥了中原底蕴多寡的客家、潮州、广府先民族群；再后来，唐宋北方汉民南下与中原底蕴多寡的客家、潮州、广府先民族群结合，成就了中原底蕴多寡的客家、潮州、广府族群。换言之，这就如同生孩子，孩子的长相一生下来是什么样，后来长大了虽有所变异，但终究还是不能脱离最初的模样。

　　三、笔者对“秦汉第一徙”等持异议者的看法

　　对“秦汉第一徙”持异议者，有几种看法。

　　1、认为这些戍卒与徙民没有留下来的证据，他们也许跑了，因为人是活的。但：

　　（1）典籍里有存留记载。其一，据谢梅《广人文说》载，史禄通奉秦皇命为揭阳长，“屯兵揭阳一带，其部属之一留在梅县地区。”相传这支军队常到丰顺县汤坑、潘田一带活动。此地现为丰顺之客家地区。其二，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说：“任嚣、赵佗所率楼船将士十余万，其后皆家于越，生长子孙。”“皆家于越”，指当时的百越之地。其三，《史记??南越列传》任嚣之言曰：“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中国人即北方来的中原人。其四，有汉高祖（高帝十一年，前196年）说：“前时秦徙中县 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故不耗减。”

　　（2）考古有证据。其一，今兴宁县有“秦皇坪”遗迹。今兴宁县古时为龙川所辖。在兴宁县新圩镇大乡村有座山岗，至今仍有“秦皇坪”的旧称，可以认为是赵佗曾经涉足而名。1984年，在“秦皇坪”，从崩岗里被山洪冲刷出来6口铜质编钟，是一组音调配套的编钟。经鉴定为春秋战国时期所造，最大的重14.25公斤、高53厘米；最小的重13.25公斤、高39厘米。 其二，今之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有尉佗台。五华县地处广东东部、韩江上游，原名长乐，古为百越地，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五华属南海郡龙川县。赵佗在华城筑有“长乐台”故称长乐县。长乐台又名尉佗台，“尉佗”即“赵佗”。有《岭海剩》称：“佗略定杨粤，拜龙川令，筑台于惠州长乐县”。旧志谓：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遣陆贾封佗为南越王，因筑台于五华山下，曰长乐台。20世纪80年代，五华县文物部门发现五华河畔塔岗村旁狮雄山有20000平方米的秦汉时期建筑，1984年广东省考古人员在该遗址作了几次挖掘，省内外十多位着名考古学家到现场考察研究，初步认定是南越王赵佗所筑的长乐台。其三，江西石城县志载：“秦末有刘瑶英随父居石城琉璃山（仙姑岭）”。其四，龙川，有秦人霍龙在今之龙川地域霍山讲学，即今之霍山风景区内。

　　（3）笔者认为这些中原移民固然有跑的，但大部分还是留了下来。广东省政府参事、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山大学教授黄伟宗在2003年考察龙川后说：这次来龙川解开了一个千古之谜，即，当年秦始皇南下大军找到了下落。为什么说呢？因为龙川183个姓，佗城就有179个，这说明当年随赵佗南下的秦军就地同化了。在龙川建县2222周年理论研讨会上，河源市委宣传部长邬观林同志认为当时秦军是军人生活圈，不是分散的，所以就可能留在当地，留下的军民就成为了客家先民，并认为古龙川是客家的真正起源地，古龙川包括江西、广西、福建、湖南、广东部分地域，今天这5省的客家地区都是古龙川所辖。笔者认为不无道理。据何光岳《百越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赵佗和任嚣等系中原人、华夏族，其主要将领臣属也多为华夏人，其中一部分为原来南越各部落酋长；其基本成员则为属于扬越支系的南越人和一部分华夏人。

　　（4）如跑，跑向哪里？跑向平原，当时平原地带多为越族。史载，春秋战国时期，岭南称为南越，大部分居住着百越民族。蒋炳钊的《南越??赵佗??龙川客家》一文列举数例说明越人势力的强大。一，秦始皇平岭南费时多年损兵折将，说明南越人势力强大；二，由于越人人多势众，越人文化传统并未受到汉文化的较大冲击；三，赵佗时代，未见采取鼓励汉人入越的记载，亦可见越人难容汉人；四，赵佗虽自尊为南越武帝，但他从不敢称帝，而是公开自称自己是“蛮夷大长”，并“弃冠带”，仿效越人“魋髻箕倨” 被越同化，可见，越人势力之大。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人语》说：赵佗“使南越人九十余年不得被大汉教化，则尉佗之大罪也。”这也间接证明越族的强大。上述说明越族的强大，强大的越族岂能容外来的“客家”？所以，所以平原难以居留。

　　（5）跑向深山老林，有可能，而那恰恰就是后来闽粤赣客家聚居地，而他们就是客家“自家人”。尤其是跑向闽西的可能性最大。闽粤赣客家聚居地，闽西最为深山老林，而历史也无多少典籍记载他们的来源，由于他们的跑，恰恰就有了闽西的客家先民，这一点对于闽西客家来源特别重要。因此，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他们的跑，为闽粤赣客家聚居地的形成作了一份贡献。这有例证，上述关于“木客”即叙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把原六国一些降卒（含贵族）派往江西伐木，这批人不堪其辱难负其重，一部分人逃到上洛山的大山深处隐居，大部分人在秦朝灭亡后分散到了赣南各地。这不正可作客家聚居地——闽粤赣三省交界的深山老林的客家聚居地得以形成的原因之一吗？

　　（6）如跑，不一定都在当时，有可能在客家第二徙之两晋、以及客家第三徙 以后，即唐宋以后。因为：其一，从北方迁徙南方是皇帝命令，当时是无法抗拒的。至秦亡，赵佗在龙川任县令已6年。秦亡后，赵佗统治南海郡，是自家人（中原人），所以不走。其二，起先，也许不习惯，但后来习惯了，且南方不冷，更易生活，那就不跑了。在后来跑掉的中原人，去向是多方的，有部分到了国外（因为客家人称回国为回唐山）；当部分客家先民跑离闽粤赣聚居地时，闽粤赣已是中原移民的聚居地了，其语言、习俗等一本原来的中原本土，所以，当新迁的北方汉民到来之后，自然就“入客为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