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方言散论

　　客方言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使用客方言的人口约占汉族总人数的百分之四（依黄伯荣《现代汉语》（修订本）说 ）客方言是汉族语言的一个分支。了解客方言有助于了解古今汉语的历史面貌和演变过程，也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现代汉语的构成及其特点，这对于文献学、考古学、民俗学、民族史、文化史的研究起着一定的帮助作用。

　　一、客家人与客方言

　　客方言的“客”是“客家人”、“客家话”的“客家”的简称。

　　“客家人”或称“客人”，根据王力《汉语音韵学》第四十七节“客家话”“参考资料”所引：

　　“‘客家’是‘客’或‘外人’的意思，因此，客家就是外来的人；他们的语言，风俗，谱系，都足以证明。”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只是指梅县客家话为代表的“客”字之含义。

　　这里，我要给王力先生补充一点，即“客”与“主”是相对而言的，无“主”谈不上“客”。根据清末民初人罗云《客方言·自序》：“客者，别乎主而称之也。”正是这个意思。可见“客方言”的“客”是以嘉应州（包括今梅县、兴宁、五华、蕉岭、平远五县，旧称“四县五属”即是）今梅县作代表，并非梅县本土语言可知。

　　但这个“客”起自何时？罗氏又说 ：“稽诸往牒，《元和郡县志》载程乡（即今梅县地也）户口无主客之分，惟《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皆分主客，是主客之名，当起于宋。”这话不无道理，因为《元和郡县志》是唐人李吉甫所撰，所载“程乡户口无主客之分”可以说明唐时今梅县地区（原指五个县）尚无外籍入户，仍属土着无疑。可到了下一代宋人撰着子《太平寰宇记》及《元丰九域志》两书即“皆分主客”了，并非偶然撮合，而恰恰是客人南迁入籍的证明。

　　客人南迁，并非指日而成，而是历尽穷山恶水，几经朝代，由北而南的移徙。据王力《汉语音韵学》“参考资料”引《略述客家的历史》载：“依他们的族谱看来，客家是从华北南徙的。纪前年三世纪，他们还在山东、山西，到了秦朝（纪年前249至209），他们被迫迁于河南、安微。及至晋朝（纪年后419）他们又不容于豫皖。于是徙于江西、福建多山区域。唐初，复经变乱，他们又被迫南移：一部分住赣南交界的山间，另一部分避居于福建的极北。在宋代（1260-1278）他们当了兵，1279年与蒙古人（力按：即元军）战于澳门之西，与宋之末主同死难者数万人。大约在此时，他们就迁徙至广东沿岸各地；但直到明朝（1368年才算住定了。昔日居于宁化的客家停留在汕头附近。但汕头是住不下了，于是他们沿东江而上，至于嘉应州，即以此地为大本营。”从这段话中，可以说明客家人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由北面南，流离迁徙，语言未免受到时间和地域的影响而不断发生变化，这是毫无疑义的。

　　虽说客家话的先祖语言如何，我们无从考据，但从今日梅县人的口语中印证先贤经典着作则可推知。嘉应州（今梅州市）诗人黄遵宪说：“余闻之陈兰甫先生（陈澧，字兰甫，清广州番禺人，切韵考》--笔者）谓客人语言下之周德清《中原音韵》无不合。”（参见《嘉应州志方言》引）又说：“有《方言》、《尔雅》之字，训诂家失其意义，而客人犹存古义者。有沈约、刘渊之韵，词章家误其音，而客人犹存古音者。”（黄遵宪《梅州诗传序》）清代音韵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所着《岭外三州语》（三州指嘉应州、潮州和惠州--笔者）中说 ：“余尝闻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即着这《新方言》”，这又说明客方言与古代汉语息息相关，语源彼此相通，同出一辙。所以章太炎又在《客方言·序》中说：“广东称客籍者，以嘉应诸县为宗”“大氐（抵）本之河南，其声音变与岭北相似。”黄遵宪认为客人乃“中原士族”三代遗民（林海岩《客说》）“客音为先民之逸韵”，可见客家为汉民，客话渊源，自然属于中原先祖口语无疑。

　　客家话保存了大量的上古和中古语音，譬如客方言中口语“崖、（涯、涯）”字，它是第一人称书面语通语“我”、“吾”的借音字，《说文》“吾，我自称也。”其实在客家话里“崖、我、吾”同，是《诗经》中第一人称“印”字发生音变的结果。

　　“崖（涯、涯）”，客家话音的纽韵归类属顽母[η]、拜韵[ài]，正好与《中原音韵》阳平声疑母[η]、来韵[āi]相吻合。但“崖”字的口语为[[ηa]，开口呼，阳平声。

　　“我”的客话读音属顽母[η]，在《广韵》系统里属牙音疑母[η]，韵部为上声第十二歌[O]，上上古音属侯部[O]，因此“我”的读音为[ηo]，正合今天客家话的读音。 但日常口语不说[ηo]，而是说[ηa]，称物时用，即客音“雅”，[a]属上古音鱼部，《广韵》属“麻”韵[a]，《中原音韵》属“家、麻”韵[a]，汪荣宝《论歌戈虞模古读》说：“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a音，不读o音，魏晋以下，凡鱼虞模之字变皆读a音，不读u音或ǖ音也。”

　　“吾”字虽然在今天客家话中不能归韵，但事实上是“我”字口语的另一种书写形式，因为“吾”上古音仍属鱼部，实际读为[ηa]，“吾”在段氏古音十七部，“崖”在十六部，合音最近。可见，现今客家话书面语中的“我”和“吾”在上古音里均应为[ηa]。因为上古到中古纯元音韵母的发展规律是，上古是低元音[a]的，至中古则为[a]的，到中古则为[a]，至近代为[c]，现代北方话[o]，元音逐渐向高化，客家话当然离不开这个规律。当客家话“吾、我”发生韵尾变化的对转时，又会出现另一个人代词“印”字： 我（吾）[ηa]（阴声）带上鼻音韵尾失去鼻音韵尾 印[ηaη]（阳声）

　　第一人称“印”在《诗经》中例如： △人涉印否《（诗·邶风·匏有苦叶》） △印烘于甚（《诗·小雅·白华》） △印盛于豆（《诗·大雅·生民》）

　　又如“端”字，在古音系统里属于端母[ t ]，上古属元部[ an ]。客方言“端”属癫母[ t ]，不送气，韵都为还韵 [an ]，合口呼。可见“端”的客音与古音一致。《说文》“端，直也”。《广雅·释诂一》“端，正也。”都不足于解释经义。如《礼记·曲礼》“振书端书于君前，有诛。”句中的“端”字如何理解？历代注疏家均未深得其意。

　　郑注：“振，去尘也，端，正也。”孔疏云：“振书者，拂去尘也；端，正也；诛，责也。若将文书簿领于君前，临时乃拂整则宜诛责也。”按“孔疏”的解释是把“振书端书”作来互文来理解，但据前文“若将”句来说，好象有个动作行来一先一后，但这个动作行为方式如何，却未具体指明。再看陈皓《礼记集说》注云：“文书簿领已至君前，乃始振拂尘埃而端正之。”此句却变得累赘罗嗦了。“已至君前”的“已至”动作行为怎样？并无明言，隐约是“端书君前”句意，“振拂其尘埃”是“振书”之含义无疑，“而端正之”则为冗语了。

　　这此旧注，事实上是拘于“端，正也”义之误解。其实“振书”“端书”乃属动宾词组的联合结构作合成谓语，“于君前”为介宾词组作补语，这样“振”是另一个动作，“端”又是另一个动作。因此这个“端”就不能按旧注作形容词“正也”去解释了。

　　我认为“端”应以客方言“端东西”（用两手捧着东西）如“端茶”、端饭、“端菜”等等常用的“端”字义去解释，即“用两手捧着”之义，故《礼记》中“振书端书于君前”这句话应该译为“振拂文书簿领上的尘埃两手捧到君前”，因为没事前做好拂尘工作，这是不礼貌的，所以会受到诛责（有诛），便合乎义理，这样就文从字顺了。可是“端”字的这种解释，在先秦着作中颇为罕见，据《说文》有“掇”字，释为“抬取”义，如《诗经·周南·苤 》“簿言掇[tuat]之”名中的“掇”即解为“拾取”，统言之为“取”《广雅》“掇，取也”，看来“端”应为“掇”字之变。

　　根据清代音韵学者有正音、变音的说法，把上古韵母分别为阴声，阳声和入声三个类别，这三声相互配合，在语音发展过程中，有时可以相转，即阴声有时可以转为阳声或入声，阳声也有时可以转为阴声或入声，入声也可以变为阳声或阴声，这是“阴阳对转”规律，根据这个规律，“端”“掇”二字相通，因为二字同属一个声组，而“端”[ an ]为阳声字，鼻音韵尾[ n ] 失去，变成同部位的塞音尾时，即由[ an ]变为[ at ]就是“掇”，其韵母[at]为入声字，所以“端” [tuan]与“掇”[ tuat]相通，“端”即“掇”。

　　可是“端”字的“取”（拿）义没有在先秦经典着作中得到普遍应用而继承下来，只有某些方言口语里保存着，一直到宋元以后，才由北方口语中复活，开始在元曲作家中应用起来，如《元曲》“神奴儿”：“我自家端着的这卓子罢（做掇卓下）。“又《元曲》“争报恩”：“我掇过这个香卓儿。”

　　到了明末清初，这个“端（掇）”字就比较普遍地应用起来了，如《今古奇观》“两县令兢义婚孤女”：“谁要出房端饭”，《醒世姻缘》第四十八回有“端菜掇饭”，《红楼梦》里则全用“端”字，现今梅县地区（含七个县）客家话一律用“端”字，如说“端菜”、“端饭”、“端前来”、“端的是什么东西”等等口语，均为“用两手捧着”的意思，这就是今天客方言中保存了上古语音语义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