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雕细绘客家意 诗情画意东华庐

　　走进梅县区南口镇侨乡村，那清新明秀的田园风光令人心旷神怡，那古色古香的围龙民居，更是让人流连忘返。其中独具特色的东华庐，因外貌朴素淡雅，屋宇内文化气息浓郁而吸引人们前往游览。

　　东华庐依山而建，前低后高，中轴对称，左右均衡，堂屋背后半圆形围龙檐廊采用立柱加围栏，线条圆润舒畅，气势如虹。大门前是一高一低的二级禾坪，外围高高的围墙与外界隔断，围墙左右两边留小门供人出入，整体结构属于三堂四横一围龙半封闭式的客家民居。

　　进入小门，纷繁的外界似乎瞬间平静。踏上台阶视线开阔，远山如黛，田野碧绿，村屋俨然，渠圳纵横。大门门额上方“东华庐”三字刚劲潇洒，门匾两边的木雕深雕浅刻，工艺精湛，大门周围墙上的绘画图案丰富，色彩素雅，所呈现的民间故事、神话故事画面和荷莲鱼虾等极富山野生活情趣，令人迷恋。这些雕刻与绘画虽经一百多年的风雨侵蚀，仍色彩丰富，形象逼真，让人真切感受到山川的秀丽与生活的美好。

　　踏入大门，眼前豁然开朗，堂屋虽显陈旧，却依然堂皇气派。娟秀的石柱托起粗壮的大梁，显得高深空旷，气宇轩昂，充足的光线把厅堂照得通亮，上堂上方如斗大的“东华庐”三字格外显目，下方设一神龛，用来供奉祖宗的牌位，显得威严庄重。

　　中堂是整座房屋的核心，因此装饰得分外华丽。最引人关注的是中堂的木梁构架、屋檐装饰木雕和两边厢房的屏风以及堂屋墙上的壁画，这些木雕风格各异，有镂空见彼的透雕，有打磨滑润的圆雕，还有此起彼伏的深浅浮雕。这些木雕和绘画的内容极为丰富，有表现吉祥富贵的山水花鸟、祥禽瑞兽；有传播儒学礼教和讲述历史典故的民间故事，画面逼真形象，人物栩栩如生，美不胜收。这些木雕和绘画所包含的浓郁的文化气息，弥漫在每个角落，如春天的雨露，润物无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客家后人的心田。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长河中，这些木雕和绘画承担起了“成教化，助人伦”的功能。这种教化所带来的效应，如同这些雕刻在梁柱间的刀痕、描画在墙壁上的色彩一样，深深地铭刻在家族后人的心里。而两侧厢房，其屏风门的腰板雕刻精细，为四季花草、文房四宝和传说故事，同样是画面生动，内涵深刻。

　　面对东华庐处处弥漫着如此浓郁的儒家文风，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它的主人，是谁如此慷慨地花费重金建房造屋呢？它的主人会不会是那种乡村中最常见的、发了财后摇头晃脑地哼哼几句八股文附庸风雅的地主老财？非也！如此高远深沉的境界，如此浓郁的文化氛围，绝非是一般普通人所能做出来的。

　　屋主潘植我，1885年出生，6岁启蒙读书，清光绪三十三年毕业于梅城嘉属官立中学，后与同村六人应族中宗亲潘祥初之招赴日本大阪一工厂学习纺织漂染工艺，后又就读东京某机织学校，期间勤工俭学做店员，从而熟悉经商之道。民国前一年，得族人潘君勉等人的支持，集资在神户开设“得人和”商号，由于经营有方，生意迅速扩展至雅加达、棉兰、上海和香港等地，号称旅日华商第一家，有一段时间企业声望曾与三井、三菱齐名。潘植我是一位爱国侨领，他加入同盟会，投入资金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反满清革命，捐巨款为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建造墓地。在家乡建设方面也有不俗之举，在修建梅江桥时捐助大洋1.5万元，对村中建校建桥等公益事业都作出过很大的贡献。

　　潘植我自幼喜欢书法，每早晚必勤于研究，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他曾恭请近代著名书法家、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张春霖书写《朱伯庐治家格言》全文，携往日本精印成册。显然，偏爱书法艺术的潘植我，是一位善于在散淡优雅的山乡景物中，寻觅意味深长风情的文化人。在建房造屋时，他融入自己的喜好，倾入自己的情愫，从而造就了东华庐深厚的儒家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