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东客家族群天主教信仰的圣俗与仪礼

　　三、蕉岭圣堂下的天主教仪礼

　　圣堂下位于梅州市北部，距离梅州市区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这个村庄被其他天主教徒和传教士们称为圣堂下，因为几乎所有生活在那里的村民都是天主教徒。稻田环绕着村庄，将圣堂下与蕉岭河谷中其他的村子在空间上分隔开来。几乎所有的家庭都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是积极的天主教徒，这意味着他或她每周都参加弥撒。大部分年轻的成年人离开村庄到更为发达的地区工作，比如深圳和珠海，从事工厂工人、驾驶员以及酒店工作人员等职业。村庄的东面坐落的是乡里规模最大的小学——复旦小学，这所学校创建于民国时期，根据上海复旦大学的名字命名，复旦大学由中国的耶稣会士马相伯创立。尽管复旦小学一直都是国立的，但它的名字却反映出在其所在社区占据主导地位的天主教特质，包括学校的学生及民国时期供职于此的教师。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尽管蕉岭的发展速度比不上深圳或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但这个县城一直处于建设阶段。在1850年以前，圣堂下在蕉岭县的村落中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双姓村，如今两个宗族（唐姓与何姓）的后裔仍然居住于此。这两个家族于200-300年前迁入蕉岭县，当时这个地区仍然地处边陲。一个旅居马来西亚、并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返回这里的唐姓男性皈依了天主教，他在自己家里创建了一所教堂，并邀请了伯尔尼翁神父（Father Bernon），这一位来自巴黎外方传教会（MEP）的法国传教士，后来在梅县从事传教工作。在香港和汕头设立了总部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最初在蕉岭并没有安排任何常驻牧师，但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公所，并从徐姓宗族手中购置了位于更为成熟的村落——大路背村的土地（这里正位于圣堂下的北面）。随着外方传教会土地面积的扩增（最后在圣堂下周边购置的土地总面积大约有100亩）。贫穷人家的客家人要么是新的天主教皈依者，要么是来自附近外方传教会所在的客家地区的天主教徒，逐步迁入这些赠予或以极低的租金被外方传教会租赁下的土地上。

　　1872年，一座规模更大的可以容纳一千多人的教堂正式开放。由于匪患和与当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887年之前的某个时候，人们围绕村庄建起了一堵围墙，安置了大炮、射击口，并设立了4个大门，这里耸立起一座多层的教堂和其他的教会建筑。其他设立的传教站遍布全县，圣堂下则成为天主教活动的重点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缩小了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范围，并将嘉应州的教区割让给了新成立的美国天主教传教会或称玛利诺会（Maryknoll）。

　　1980年，蓝主教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一个天主教徒的全国会议，该会议倡导宗教信仰自由的新路线。当蓝主教从北京返回之时，于1981年举行第一次公共活动，是一位百岁老年妇女的葬礼。随着教会财产的退还，以及在圣母升天节（1983年8月14日）教堂的重新开放，圣堂下的仪式生活逐渐回归。两位曾在玛利诺会受训的修女回到了圣堂下，很多信徒帮助蓝主教重新组织起圣堂下的教会。作为福特主教的继任者，蓝主教同时也是重组梅州教区的核心领导者。1991年蓝主教去世之后，第一位从武汉神学院毕业的梅州牧师被分配到圣堂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教区修道院得以重建。

　　圣堂下的村民也是散居全球的客家人的一部分。从这个村庄第一个皈依天主教的村民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这段时期里，很多圣堂下的后裔

　　在后社会主义时期，圣堂下的本地天主教会不仅承认国家主权，还与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维持着广泛的联系。尽管中国与梵蒂冈之间仍然没有建立正式关系，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很多其他的公共天主教社区已经与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有了广泛的交流。在圣堂下，教会在改革时代的重新露面表明了一种乐观主义，国家将会尊重已经备案的合法的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力。
　　对跨国过程研究的另一种视角集中于文化暗示上，涉及的领域诸如发展、公共文化以及散居民族的身份认同。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对于跨国过程对文化产生的冲击影响的分析，需要对超越文化帝国主义的简单模式的跨国想象进行推理。圣堂下人根据他们本地自身的需求来解释和改变跨国过程。在圣堂下，本土化的过程正是这样通过在他们看来合适的、而非国家规定的方式，与本地人选择天主教仪式的展演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