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贤章•客家人与《围龙》

　　三、生存与拓展：客家民系的文化品格

　　"围龙"是什么?

　　北方人把聚族而居的屋舍叫做"土围子"，客家人则把它叫作"围龙屋"。《围龙》中的围龙屋颇有气派:无疑，在沿河上十里、下十里二千多户人家中，陈家的围龙"进士第"是这一行客家人聚集中最够气派和繁华的。它坐北朝南，后面以百亩果因为依靠，这座两层的围龙屋前面有一口十来亩的池塘，像拱月形揽住三堂四横的大宅舍。那结构极像北京的四合院。一百个房问，二十多个厅堂，气势甚为庞大。据说，可以扎下一个团的官兵。其规模和气派要比北京的四合院宏伟得多。

　　"围龙"是什么?它是客家民系象征的围龙屋，然而，它又是超越于围龙屋之外的围龙屋"。这是一部历史，一部客家民系特殊的历史:创业史、苦难史、悲欢史，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部充满荆棘的社会前进的历史。

　　巴尔扎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程贤章写围龙屋，他站在围龙屋里写围龙的客家人的"秘史"，同时又跳出围龙屋来写围龙。他审视历史，透视现实，使他的艺术世界极其宽阔。他从客家人的南迁，到定居与创业，写出这座进士第围龙屋所表现出客家民系的神秘的生存力与坚韧的文化融合力。同时，程贤章又特意以浓墨重彩来写从辛亥革命到当今改革开放的政治风云，以家族史和家族文化为中心，淋漓尽致地描述客家民系的特殊地域文化蕴涵。

　　围龙屋进士第是客家人的民居特征，同时又象征着客家传统文化的具象，而进士第是客家人围龙屋的代表性建筑。为此，作者花了许多笔墨去描写。围龙屋是客家民系长期不断迁徙而形成的传统民居，它在客家人保护自己、抵抗外侮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这种有着特殊蕴涵的围龙屋形成客家文化的特有的亮丽风景线。作者写魏晋末年，中原发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等，许多名门望族纷纷南迁，这就是中原汉民的大迁徙，也就是客家人的大迁移。作品写到南齐旺族程旻举家举族南迁到梅州，居山创业，施善行义，把中原文化与当地人的文化融合。多少年以后，程氏子孙陈氏家族在山居围龙屋里屋外，演出了忧国忧民、除暴安良、勇抗外侮的壮丽话剧。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描绘客家人的这些文化品格时，着重对中华民族文化精髓予以肯定，同时着意表述这些民族文化精魂在生生不息、顽强拼搏的客家人身上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仁"和"义"为儒家文化精髓，其实也是中华文化的根本。《论语》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爱人以仁"便成为客家人的行为准则。为此，居住围龙屋的客家人能与当地土着居民融和相处。"仁"与"义"是互融互补的，行仁好义是客家人的文化传统。当外力欺侮时，程武、谢晋元、黄梅兴等客家子民，舍身求仁、弃家取义，义无反顾地奋勇杀敌，英勇献身，表现出客家人的高尚的民族气节，这实际仁也深刻地表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魂。正是围龙这种象征的民族文化精神，使客家子弟对中华民族的正义事业矢志不渝的追求与为追求真理前仆后继、敢于献身，为国家民族和客家民系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围龙》中的围龙屋进士第是宗族文化的典型，作者对陈氏家族的浓墨描绘中，其实还淋漓尽致的描绘了宗族文化的隐秘景观。在客家民系辗转迁徙的艰巨而又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情，朋友有信，这是人类的自然属性，也是客家人恪守的人生准则。

　　围龙屋进士第里的陈长胜、陈长捷等为国捐躯，留下的陈长报是年长的族长了。在风雨如磐的漫长岁月里，陈长报经受了风风雨雨，但他死守围龙屋进士第，从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客家人的守正不阿、树德务滋的品格。陈长报富于正义感，他曾经去过东南亚，回国后筹划办报反清;他与爱国华侨温生才有密切联系，并参与密谋刺杀两广水师提督李准。温生才事发失败后，他回家教书，在国共两党争夺厮杀中，两边不讨好，“国民党骂他白皮红心。共产党说他红皮白心，陈长报落了个里里外外不是人。”但陈长报凭良心做事，不雇工，不剥削，不搞土地出租，他遵循祖训，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办事，最后默默无闻死去。他竭力维护进士第这象征客家人文精神的祖产，体现了客家人遵循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精神，这也体现出客家民系恪守祖训，想维护温饱和仁义礼邦的理想家园的人文精神。其实，在外战内争的过去，陈长报想维护围龙进士第，维护温饱平和的理想家园是难于实现的，陈长捷的无言死去就表明他这种保守型的最低理想也随之湮灭。作者以淡淡的叙述手法已经对陈长报作了否定。

　　在《围龙》中，作者以不动声色的叙事，把对客 家民系的人文精神中的积极进取精神融汇到圆润的结局之中。这就是作者机智地对人与文化作出的耐人寻味的诠释。

　　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在演说中强调"我相信人类不但会苟且生存，他们还能继续发展"，"人是不朽的"。

　　人的永恒的生命价值和文化精神是，他们不但能在逆境中苟且生存，而且他们还能继续发展。正如鲁迅所说:人类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遍的人性，人的通性。客家人世世代代饱经患难，风霜雨雪严相逼。但他们知道生存的要义与法则;他们深谙生殖生存的深义，这就是延续生命和人文价值的重建。他们深知，"人是不朽的"。其内涵是为了生存与发展需要勇于开拓。人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们有深深的蕴涵:人的创造力。

　　《围龙》不仅描述客家民系为了生仔发展而敢于反抗，不怕牺牲的正气，而且还写他们顽强的生存能力。在北伐中牺牲的老袁之子袁来福。在生活中并没有"来福"，反之，绵绵而来的是苦难。他在国民党部队当军医，日本战败后，一位日本军官剖腹自尽，留下儿子。袁来福与这位日本军官之妹信子结合，把日本军官的遗子收为义子，并带回家乡抚养，由此带来人生的悲喜剧。袁来福为此招惹了祸，解放以后政治运动无穷无尽的审查，"文革"中更是在劫难逃，后来由于中日建交，才改变其悲剧命运;由悲而喜。接踵而来的又是由喜而悲——悲喜交集:由于信子回国，带来家族的难题，而袁来福的儿子袁和平也经历了"文革"带来的苦难，但他却有很强的顺应时事能力和倔强生长能力，经过生活磨难之后，终于创造出人类的辉煌业绩。同样，进士第的陈长修在变法失败之后，逃到南洋谋生，衍繁后代，开拓事业，使后代天送、醒莲、韩辉等能在异国生根，从而有机会报效祖国，表现出客家人的顽强生命力。

　　落地生根，努力拓展，是客家人的特质。唯其如此，客家民系才能迅速从北到南，繁衍发展，而后又拓展海外，以致有这样的说法"凡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客家人的事业。"在南洋还有这样的评语"客家人开埠，广州人占埠，潮州人旺埠。"敢于开拓、善于开拓，坚韧不拔地生长发展，正是客家人的深厚的文化精神。程贤章在《围龙》中自觉地把握住这一客家民系的文化精神，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还值得一提的是，程贤章深谙客家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知恩图报的美德。他在作品中作了极精彩的诠释:袁来福的义子袁和平回日本后，也以客家人的发奋拼搏的精神创出了事业，他思念客家山区，回来投资，报答哺育他成长的第二故乡;韩辉是印度血统的弃儿，被天送夫妇收养，他成功创业后，也回到客家山村投资办厂，报答客家人的养育之恩。这里显示出作为中华文化的客家人的美德，连外籍血统的"客家人"都得其精髓，充分表现出客家文化精神的感人力量。

　　程贤章在对人性的挖掘和描写中.紧紧把握人与文化的关系，阐释了客家文化环境对客家民系的生存与发展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与影响，揭示出客家民系的艰难的生存环境与文化环境所显示出的具有独特意义的客家人文精神，这是很有启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