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香港沦陷，廖承志、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胡绳、千家驹、蔡楚生、乔冠华、廖沫沙、胡风、丁聪……300多名困居港九的文化名人，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帮助下，穿过日军封锁线，沿东江溯流而上，经由龙川老隆——“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重要中转站，转移到安全的大后方。这些日后在文化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文化名人的到来，让龙川老隆载入中共红色史册。 港九沦陷，“群星”搁浅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澳门相继沦陷。20日，省政府成立抢运港侨委员会，先拨40万元救济费，抢运香港难民，其中就包括滞留香港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800多人，处境极其危险。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等要不惜代价组织营救。 廖承志、连贯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尹林平立即部署营救工作，决定趁侵占香港日军立足未稳，且对香港情况还不甚熟悉，以及大批难民逃离香港之机，以最快速度帮助滞港人士迅速转移。 趁着这个有利时机，廖承志、连贯和张文彬、梁广、尹林平等人商量后作出周密部署，先设法与文化、民主人士取得联系后，撤退营送工作分水陆两路同时进行。除少数人取道五邑、广州的西线撤离外，将大部分人秘密护送到港九游击基地，再转移到惠(阳)东(莞)宝(安)根据地，最后护送到大后方。同时明确从九龙到惠州的安全护送工作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前身)负责，从惠州到老隆由前东特委负责，从老隆到韶关的安全护送工作由后东特委负责，到韶关后，则由粤北省委和乔冠华具体安排他们转移到桂林、武汉或苏北抗日根据地。 具体安排是这样的：文化人抵达老隆后，设两条营送线，一线是老隆—兴梅—大埔—闽西南，胡一声(驻兴梅)负责沿途随行等工作；另一线是老隆—曲江(韶关)——衡阳—桂林(后往重庆)，由乔冠华(驻韶关)运筹安排，两条线均由连贯(驻老隆)负总责。 老隆此时成了营救与护送文化精英脱险的重要转运站。作为营救负责人之一，连贯就住在龙川福建会馆，精心安排指挥民主和文化进步人士的大转移行动。 连贯必须在老隆建立一个联络站，乔冠华则去韶关建立联络站，因在韶关的余汉谋第12集团军的参谋处长赵一肩和他是留德同学，可以利用这层关系。 连贯后来撰文回忆说，当时，粤江铁路线不通，文化人从惠州向大后方转移，只有先走水路到老隆，再乘汽车到韶关，然后才能从韶关乘火车经衡阳到桂林、重庆。老隆和韶关这两个中转站地处国统区，已在东江游击队活动范围之外，因此需要加强领导，组织当地地下党做好接应护送工作。经研究，决定由廖承志一人赴重庆向南方局周恩来汇报香港沦陷后的工作情况，连贯和乔冠华则留下来组织转送工作。 1942年除夕，打扮成“阔佬”的茅盾夫妇、廖沫沙、韩幽桐等抵达惠州。这是当年“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中第一批从沦陷于日军的香港抵达惠州的文化名人。此后，大批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陆续到来，被按计划一路从惠州经东江水路护送到老隆。 1942年1月下旬，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从惠州乘船到达龙川县的重镇老隆，前来指挥香港文化名人营救大行动。他们从惠州雇船沿东江前往老隆，因水浅走了8天，而从老隆到惠州顺水，一天就能到达。
上世纪80年代的龙川老隆福建会馆 老隆地处交通要冲，是东江航道的终点，往西可到韶关，经湖南省转往广西、四川；往东可经兴宁、梅县、大埔转往皖南、苏北。因此，众多自香港退到抗战大后方的难民，都要经过老隆。 自1940年上半年开始，归国外侨陆续增多。时东江护侨事务所拟成立东江华侨合作社，该社成立后，各出入旅客均得免费住宿，且便于管理保护各华侨（《大公报》）。同年7月，省振会成立港澳侨胞归粤各护送站，有鲨鱼涌、淡水、河源、惠州、龙川等处，各站成立输送队、医疗队，在沿线为归侨服务。 日军占领香港后，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日军急于消除“不安定因素”，想把香港打造成“模范殖民地”，大批疏散人口，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扶老携幼步行返回内地（《国殇 第6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撤退秘录》）。日军在尚未休刊的报纸和电影院红灯字幕上连续刊登启事，点名要邹韬奋、茅盾、梅兰芳、蔡楚生等人前去日军军部报到时，他们已在东江纵队的帮助下，开始了艰难的迁移行动。 活跃在老隆商行的“生意人” 地处东江抗日大后方的老隆，抗战期间很是热闹，粤东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凸显，商业繁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防止遭人破坏，老隆镇内军警密布，关卡林立，特务常出没于茶楼、酒肆、旅馆之间，并以防止特务混入内地为名，设立“港九难侨登记处”，一面审查从港九回来人员，一面增添并加强水陆关卡检查的特务。 连贯住在老隆镇郊农村里，协助他工作的主要是东江后方特委书记梁威林领导的地下党。此外，还有原在香港和乔冠华一起主办《香港中国通讯社》的胡一声(中共党员)、郑展等。香港沦陷后，他们脱险到达东江游击队前线基地白石龙。由于他们都是梅县人，又有归侨身份，游击队领导曾生派他们回家乡以做生意为名开展统战工作。 这两条营救路线的运送工作，困难重重。抵老隆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有的经兴梅、大埔转往闽西南，有的因身份暴露暂时留下隐蔽，待以后再转送，但多数人则由老隆经韶关到桂林。老隆至韶关这一线，主要是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以“争取中间势力”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商行所发展的社会关系，秘密完成掩护接送任务。 老隆福建会馆旁有两间商行，“义孚行”和河唇街的“侨兴行”，这两处商行既是办事处又是联络点，连贯常住这里。特别是“侨兴行”， 与国民党朝野官员、城乡士绅建立了一张很好的“关系网”，在粤、桂、湘等省均设有办事处或商号，且自身有汽车往返于桂林、韶关、老隆、梅县之间，这为疏散护送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中国共产党龙川县地方史 第一卷》）。另外，老隆还有个商行叫“香港汽车材料行老隆分行”，老板也是和地下党有联系的统战人士。
龙川老隆福建会馆 文化名人从惠州乘船到了老隆，就由交通员带着到这两个商行，找连贯和郑展，以接待香港股东逃难家属的名义安排食宿。文化名人们都持有地下党用钱搞到的“难民证”(均为假名)，再加上又与商行有联系，一般不会引起怀疑。 但是，鉴于国民党特务缉捕很紧，文化名人到老隆后也不能久留，多数人最多住一两晚即乘连贯等通过商行联系的车辆，前往韶关转往桂林；少部分人则在胡一声等护送下，经兴宁梅县、大埔等地前往闽西南，再辗转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如黄药眠、郑书祥等几十人就是从这条路线走的)。 因时局紧张，离开老隆后，这些文化名人的旅途也不顺利。法学家张友渔从惠阳坐船到老隆，连贯在老隆旅馆接待，雇了几辆贩私盐的汽车，送他们去曲江。中途，听说前边查私盐查得很紧，盐贩子不敢走了，又折回老隆，但连贯已离开旅馆，找不到人了，张友渔很着急。呆了一些时侯，听说可以走了，汽车才又开出去，最后才到达曲江（张友渔《八年烽火忆山城》）。 茅盾化名孙家禄，与张铁生等一大批文化人士在1942年元宵节乘木船到达老隆；次日，以“义侨”身份搭上一辆去曲江的军用卡车。茅盾是个倔老头，到老隆后，却不肯隐蔽。连贯再三劝说，他仍执意要冒险走，连贯没法，只好派人护送他乘汽车到韶关，途经连平忠信，在广东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忠信站招待所住了一夜，每人领得义侨证明一张，生活补助费18元。3月9日，茅盾等乘火车到达桂林，距他们离开香港正好两个月（《茅盾自传》、连贯《我所亲历的“港岛救群英”》）。 此外，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和女儿柳无垢、廖承志妻(经普椿)儿等，混杂在难民中，乘机帆船离开香港到了海丰。国民党中央委员罗翼群(兴宁人)获悉，亲自驱车到海丰迎接。几经周折，一行人才从海丰经兴宁、五华抵达老隆“侨兴行”。征得柳亚子同意，连贯在龙川党组织协助下，把柳亚子父女俩护送往兴宁山村石马乡。 在返回内陆途中，柳亚子两抵老隆，第一回 “碰上顶子”了。按计划，是连贯在老隆等他们，将他们送往韶关，结果那几天连贯因处境不佳，避往他处了。他们在老隆呆了几天，决定又送还兴宁，再由兴宁转梅县暂住。结果，连贯亲自赶来接柳亚子一行，乘车赴兴宁，再转老隆，许多熟人都在老隆等着他。在侨兴行的安排下，柳亚子和故旧欢聚一堂。“这一帮人，把我们捧凤凰似的捧了几天，吃很好的酒菜，住很清洁的旅馆，所以倒是不觉得旅途的困顿。”（柳亚子《两抵老隆》）。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地下交通员从惠州送来了两位先生，其中一位消瘦的脸上戴着眼镜，难民证上的名字叫“李尚清”，是香港某商行股东。连贯告诉郑展，这就是邹韬奋，另一位是胡绳。当天，邹胡二人被安排在义孚行住下。第二天，连贯让郑展联系到去韶关的车，让胡绳先走了，把邹韬奋安排到梅县陈炳传家中暂住。韶关国民党一家报纸在“时人行踪”栏登了一则消息:“邹韬奋原在东江游击队，后因日军进攻，闻已离队住在东江乡间。”他在东江一带的踪迹被当局获悉。 雪上加霜的是，1942年6月初的一天，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郭乾被捕叛变，中共粤北省委遭到破坏。这时，文化名人的护送任务已近尾声。郑展立即从义孚行迁到香港汽车材料行老隆分行，继续以做生意为掩护，与护送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地下交通员接头。不久，从香港抢救出来的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基本中转完毕，郑展随即根据连贯指示，以 “侨兴行”伙计陈炳传的名义，到梅县潜伏下来，一直到9月下旬才找到机会，将邹韬奋安全护送走（郑展《邹韬奋脱险记》）。 老隆成了文化精英脱险的重要转运站 这次文化精英大营救行动从发起到完成任务，历时逾半年。据不完全统计，经老隆护送至韶关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有300多人，包括廖承志、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张铁生、张友渔、胡绳、千家驹、蔡楚生、乔冠华、廖沫沙、胡风、丁聪、陈策、李佰球、陈汝棠、邓文钊、上官德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等。 70多年后，曾作为“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指挥部的老隆福建会馆，已成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重要史料和大革命时期当地其他革命史料的陈列室。 在龙川红色革命史迹中，福建会馆是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地方。一方面，它红墙绿瓦，古色古香，自清初至今，已存在了二三百年；另一方面，它曾在民国初期，数次见证历史人物在此做出有着不同凡响的历史举动。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文学博士赵小琪和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吴冰联合撰写的《传播学视野下的老隆在大营救中的文化意义》一文认为，因老隆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革命和抗日基础，其作为大营救中的桥梁和枢纽作用有着历史必然性。 从香港到内地的大后方，整个营救文化人士的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老隆镇亦同时被赋予了一系列良好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效应。茅盾曾称“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为“抗日以来最伟大的抢救”，老隆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伴随着文化精英的名字以及大营救中所传达的文化信息而历久弥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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