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客家帮商人会馆

　　明清时期，随着客家商人的不断发展及其经营商业的日益扩大与繁荣，他们在省内外和外国各经商的城镇均建立自己的地缘性社会组织，名曰会馆。现将其建立会馆、组织结构和功能介绍如下：

　　会馆组织的发展

　　从理论上说，会馆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组织，它是根植于传统市场经济的扩展、人口的迁移和流动频繁、商人子弟不断入仕的经济社会大环境中，形成整合流动社会的功能和机制。它既是明清时期社会变迁的产物，亦为传统社会结构的更新起着一定的作用。具体地说，会馆是明清时期流寓或定居在外乡从事商业、手工业等活动的人们自愿建立起来的一种同乡性质的或同乡、同业性质兼而有之的社会组织。其中由商人创建的同乡会馆，称之为商人会馆。在四川建立的客家商人会馆称“南华宫”。所以，商人会馆是供同乡商人一起活动的公共场所，亦有人称为“公所”，所谓“会馆者，集邑人而立公所也”，“会馆设在市廛，为众商公所。”嘉应州商人在苏州创立嘉应会馆时，当时苏州人就称其“将此房卖与广东嘉应府众仕商王仰莲等为公所”。所以，会馆是明清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凡商务繁盛之区，商旅辐辏之市，会馆、公所莫不林立。足迹遍天下的客家商人，在北京、上海、苏州、四川、广州、汕头、马来西亚、新加坡、加拿大、美国等地，均建立有自己的商人会馆。而在四川建立的会馆则统称“南华宫”。现就浏览到的数据，将客家商人在国内外建立的商人会馆列表如下，以见一斑。

　　上表所列客家商人的会馆，当然是挂一漏万，但可以看出具有强烈的商业性质。同时可以看出，明清时期，梅县、兴宁、平远、蕉岭、大埔、丰顺、惠阳等县客家商人在全国和外国经商的地区和国家的相关城市都建立自己的地缘性会馆，以便联系乡情，团结互助，互相支持，共同发展商业贸易。

　　会馆的组织结构

　　商人会馆的组织结构大同小异，一般是设“堂”、“纲”、“福”等下属机构，以设“堂”最为普遍。如博罗县客家商人会馆下设博善堂；美国旧金山的人和会馆下设应福堂等。

　　会馆的领导人各地称谓不一，北京和省内的会馆一般称为“首事”；苏州、上海称“董事”或“客长”，嘉庆十年（1805）建立的嘉应会馆碑记，董事为王泰亭，并记有下属程乡县（今梅州市）的总理李钧、兴宁县总理罗清滉、平远县总理黄振贤、长乐县（今五华县）总理温祥气。这里的总理似乎是会馆下属县的领导人，理应在董事领导下协助董事管理本县会众的有关事宜。

　　四川的会馆（南华宫）多称“客长”，所谓“县城暨所属场镇多建 有房省会馆，会馆均设有客长”，如荣昌县会馆的陈昌平，咸丰年间（1851-1861），曾任客家会馆的客长及本族的总理。客长总揽会馆的庻务，如祭祀、议事、办教育等，为同乡会众排扰解难，调解同乡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纠纷，维持同乡会众治安等。

　　海外各国会馆的领导人称谓各不相同，美国有称炉主、总董、总理、主席之类；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称“所长”。

　　会馆的领导人一般都是实行选举产生和任期制，一般来说，大家均是挑选资历深、名声大、资本厚的会众来担任。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客家商人会馆在选举主席时，则需要有自己的房屋或商店，以及能带头捐献大笔款项来作为会馆举办各种活动之用为条件。而且这种选举还带有浓烈的宗教色彩。在选举会馆主席当日，会众来到会馆，把参加侯选主席的名字写在纸条上，然后将纸条卷起来放进一个箱子里，每次取出一张纸条，拿一付“筶”在会馆神祖牌前抛掷，如果“筶”飘落成一个平面和一个凸面，即被认为有神灵保佑，如果三次连续同型，则纸条上所写的候选人即被视为获得神灵的认可，即当场在会馆前向会众宣布其姓名，成为会馆的主席。当选的会馆主席要在任内会馆庆典上捐资出力，以便树立良好的榜样。这种选举办法实际上排斥了经济低微的会众当选为会馆领导人主席的权利。所以，选出的会馆主席实际上是富豪商人。

　　马来西亚嘉属会馆，是嘉应州五属（梅县、蕉岭、兴宁、五华、平远）同乡的会馆，共统领全马来西亚各埠21个下属会馆，其领导机构是实行各埠会馆轮流值年制（一年）。凡是值年会馆便是马来西亚嘉属会馆的办事机构，值年会馆的会长、总务、财政、稽核、秘书自然成为该会常务领导机构。每年召开一次各埠嘉属会馆代表大会，向大会报告工作和研究通过有关事项。该会馆的常年经费，亦由值年会馆负责，如必要时则向各会馆征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