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学的奠基人罗香林，为梅州八贤之一

先贤 | 2020-10-11 19:11| 查看: 9398| 评论: 0| 原作者: 客家情、客都原创、客家人杂志等

摘要: 罗香林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华侨史专家、民族学家及客家学的奠基人，是近现代人文社会学术界的杰出人物，为梅州八贤之一。

　　罗香林，字元一，号乙堂，1906年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宁新镇水楼村。

　　罗香林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华侨史专家、民族学家及客家学的奠基人，是近现代人文社会学术界的杰出人物，为梅州八贤之一。

　　他首创族谱学，乃继甲骨学、敦煌学、简椟学之后，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其《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客家史料汇篇》等开创性著作，为客家研究之学奠定了基础。

　　1924夏，在兴宁县兴民中学毕业后，到上海就读承天英文学校。1926年夏，从上海政治大学考入北京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兼修社会人类学。先后师从王国维、梁启超、朱希祖、陈寅恪、顾颉刚及美国人韩廷敦等诸名儒治史学，毕生效法诸师之治学精神与态度，成绩斐然。在学期间被举为《清华周刊》总编辑。

　　1930年夏，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入研究院，专治唐史与百越源流问题，1931年春，兼读燕京大学研究院。1932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华南考察民间问题及客家源流，获第一手资料甚多。返京后，在清华、燕京两校上课。

　　1932年，接广州中山大学聘约，任校长室秘书，兼广东通志馆纂修。1933年春，改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兼学校《文史研究所月刊》编辑。年末，整理其历年来收集之客家史料，撰写和出版《客家研究导论》，后来，该书被日本人元刚译成日文出版。其后，又撰写《客家源流考》、《客家史料汇编》、《客家迁移及分布地图》，进一步探讨客家源流、转徙与具体分布诸问题。他是第一位系统研究客家问题的中国学者，被学术界誉为客家问题专家。

　　1934年，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同年九月兼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秋，他辞去中山大学各职，执教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兼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审核事宜。

　　1935年3月，他与朱希祖的女儿朱倓在南京结婚。9月，兼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

　　1936年返粤，任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兼任中山大学副教授，讲授史学，与馆中同仁创办《广州学报》季刊与《书林》半月刊。

　　罗香林在整理馆藏书籍时，发现林凤超著《坤甸历史》与《兰芳公司年册》，细读之余，始知罗芳伯在西婆罗洲所建大总制，实为共和国政体，而罗芳伯竟为梅县石扇人氏。罗香林认为，如此富有开拓精神又具有先进思想之客家人，实应撰专书志之，乃著《西婆罗洲罗芳伯所建共和国考》一书。这一大总制为共和国政体，始为世人所知。

　　抗战开始不久，日本侵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州告急，他乃日夜拣选馆藏善本与贵重图籍，舶运广西。甫抵苍梧，广州即告沦陷，旋雇船溯柳江，将图书运抵桂平存放，珍贵图籍幸免战火。此时中山大学各院系亦已搬迁至各后方地区。罗香林短期寄居在重庆岳父朱希祖家，并共同建议国民党当局设立国史馆，并拟定史馆诸条例。

　　1940春，罗香林赴重庆任国民党中央专门委员，筹划学术会议及开展经常性学术研究工作，完成《唐代文化史》出版。年末，回粤北乳源中大文学院授课。

　　1941年5月，于紫金县中坝的孙桂香家中，索阅《孙氏族谱》旧钞本，始知孙中山上世原居广东紫金（客家地区），以抗清事败，迁居增城，再迁香山，历世义不仕清，以耕读自励。据此，罗香林特撰《国父家世源流考》，此书深得孙中山先生哲嗣、前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之肯定，并为之作序。

　　1941年9月，中大由云南迁返粤北。罗香林曾率领文科研究所部分研究员，先抵桂林考察文物古迹，于桂林西山观音峰，发现唐高宗调露元年（679）阿佛造像及其有关石刻。嗣后又在广州，将光孝寺内所见前代遗迹，如经典译述、高僧往来、铁塔、佛像以及现在仍然生长良好之柯勒树与菩提树结合起来，潜心研究。发现由海道传入两粤之佛教，无论其所演宗派及艺术发展，皆与西域传入者有其不同系统与独特地位，并由此而察知其与中印海上交通发达之关系。他特将研究成果写成《唐代之光孝寺及桂林摩崖佛像》专著，深为佛教界及日本史学家所推重。

　　1941年，发起“中国史学会”。常与中山大学黄现璠教授一道探讨民族研究的问题。

　　抗日胜利后，广东省政府改组，罗香林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 [1] ，创办《广东建设研究》季刊。

　　1946年初，倡议设立广东文献馆。9月，广东文献馆成立，他为9人理事会成员之一，对维护和发展广州文献事业，做出显著成绩。此后，他辞卸了广东省政府委员及所兼各职，专任中山大学教授。后来，又出任香港《星岛日报》、《文史副刊》主编兼广州文化大学研究所史学部主任。

　　1947年至1949年，任广州国民大学特约教授。1949年6月，举家移居香港，先后在香港文化专科学校、广大书院、新亚书院及官立汉文夜校任教。

　　1956年秋至1963年底，先后被邀赴欧洲、日本、美洲、台湾等地作学术演讲，并进行考察，对汉学、史学研究影响巨大。

　　1956年至1968年，任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担任该校中文系主任。

　　1965年10月，发表其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的系列讲座资料，他用英语发表题为《中国族谱研究》演讲。这是他首创的研究课题，可说是继甲骨学之后，又一新学科领域。除以族谱中之资料撰著各有关专著及论文外，还就族谱研究之史学意义、中国族谱之源流与特征、中国族谱之流传与保存诸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后补充并撰成《中国族谱研究》一书，从此奠定中国族谱之学术地位，成为历史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这是罗香林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之一。

　　1967年，他就任香港大亚洲研究中心管委会副主席，对促进亚洲学术文化研究方面做出贡献。当时香港各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纷纷聘他任职，他只任珠海书院文学院院长一职，重点是考虑研究所博士班计划和学校出版事宜，繁忙之余，多参加客属会议和中外学术文化活动以及编辑兴宁家乡文献。

　　1968年底，他任期届满退休，香港大学赠予他终身名誉教授衔。

　　在退休后的10年间，曾去台湾、美国旅游、讲演，并为乡梓文化和客家文献操劳。晚年因患糖尿病、肝硬化，虽多方医疗效果欠佳，于1978年4月29日病逝，终年72岁。

罗香林在史学方面具有两大建树

一、开拓了客家研究的先河

　　20世纪30年代，黄某等学者编著的广东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及某些报刊、志书对客家进行侮蔑，妄称客家“非汉种”，并将客字加上“犭”旁，引发了多次关于客家族属大论争。罗香林积极参与论争，并据其多年对民族史的研究及客家文化的考察，撰写了《客家研究导论》，科学地证明了“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个支系”，有力地批驳了将客家诬为“语言啁啾不甚开化”、“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等种种论调，捍卫了客家人的社会地位。

　　20世纪50年代初，罗香林推出了客家研究的又一力作《客家源流考》，从中华民族的构成和演进说起，对中华民族中客家的源流和系统、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客家语言的特征四个方面进行详细的剖析和考证，是客家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为客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撷录《客家源流考》中关于纯客住县和非纯客住县的记载：

　　（一）江西省：江西一省，纯客住县，计有：寻邬、安远、定南、龙南、虔南、信丰、南康、大庾、崇义、上犹；其非纯客住县，已知的则有：赣县、兴国、云都、会昌、宁都、石城、瑞金、广昌、永丰、万安、遂川、吉安、万载、萍乡、修水、吉水、泰和。

　　（二）福建省：福建一省，纯客住县，计有：宁化、长汀、上杭、武平、永定、将乐、沙县、南平；其非纯客住县，则有：清流、连城、明溪、平和、诏安、崇安。

　　（三）广东省：广东一省，纯客住县，计有：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大埔、连平、和平、龙川、紫金、仁化、赤溪、始兴、英德、翁源；其非纯客住县，则有：南雄、曲江、乐昌、乳源、连县、连山、阳山、惠阳、海丰、陆丰、博罗、增城、龙门、宝安、东莞、花都、清远、佛冈、开平、中山、番禺、从化、揭阳、饶平、信宜、潮安、河源、丰顺、鹤山、封川、徐闻、阳春、三水、防城、合浦、临高、陵水、钦县、广宁、惠来、儋县、定安、崖县、化县、澄迈、万宁、潮阳、新丰、罗定、台山。

　　（四）广西省：广西一省，没有纯客住县，其非纯客住县，则有：桂平、贵县、苍梧、平南、博白、郁林、北流、藤县、贺县、武宣、象县、横县、武鸣、陆川、宜山、柳州、融县、昭平、平乐、永淳、钟山、荔浦、三江、罗成、柳城、来宾、阳朔、蒙山、兴业、隆山、迁江、东兰、南丹、信都、修仁、凤山、那马、榴江、崇善、宜北、绥渌、中波、宁明、明江、河池。

　　（五）湖南省：湖南一省，亦无纯客住县，其非纯客住县，则有：汝城、郴县、浏阳、平江、宜章。

　　（六）四川省：四川一省，亦没有纯客住县，惟非纯客住县则较湖南为多，计有：涪陵、巴县、荣昌、隆昌、泸县、内江、资中、新都、广汉、成都、华阳、新繁、灌县。

　　（七）西康省：客家迁到西康的，仅有非纯客住县的会理县一县。

　　（八）贵州省：客家迁到贵州的，也仅有非纯客住县的榕江县一县。

　　（九）台湾省：台湾无纯客住县，其非纯客住县，则有：彰化、新竹、高雄、屏东、苗栗。

二、奠定了中国族谱学的地位

　　20世纪60年代，罗香林撰写成《中国族谱研究》一书，揭示了中国族谱的撰述对象，阐明了中国民族的迁移，社会演进，文物盛衰，遗传优生，及其与中国历史之关系，中国族谱今后发展方向等，开辟了继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之后的又一史学新学科领域，成为中国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罗香林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执教之余勤于著述，毕生著书42种，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凡所著述，恪守科学态度，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深为史学界所推崇。

　　罗香林的主要著述，通史类有：《中国民族史》、《中国通史》、《乙堂文存》、《唐代文化史》。

　　关于宗教及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包括《中国族谱研究》、《唐代之光孝寺及桂林摩崖佛像》、《唐元二代之景教》、《客家史料汇篇》、《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导论》、《幼山府君年谱·一卷》、《明清实录中之西藏史料》、《历史之认识》、《梁诚的出使美国》、《傅秉常与近代中国》、《流行于赣闽粤及马来亚之真空教》、《百越源流与文化》、《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考》、《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蒲寿庚研究》、《陈兰甫与广东学风》、《颜师古年谱》、《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国父之大学时代》、《国父家世源流考》、《国父在香港之历史遗迹》、《国父与欧美之友好》、《民俗学论丛》等。 [5]

附录一

罗香林《客家民系的形成》

　　何谓“客家”？中国史学界历来认为，从中原南迁的汉人称客家。由于唐宋间有“给客制度”，有“客户”之籍，与当地的土著相对而言。《辞海》在“客家”条目载：“相传西晋永嘉年间（4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9世纪末）以及南宋（13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以后遂相沿而成为当地汉人的自称。”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发表不少学术论文，对“客家”称谓的界定有不同的看法，计有下列几种：

　　（1）“客家”一词，作为民系的称谓，在内涵上有其规定性，是由其区别于其他民系的特征所决定的，并不是与当地原来居住的土著相对称谓。如果“客家”的称谓是与当地原来土著相对称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历史上流落他乡的流民，在定居之后，都可以称为“客家”，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2）历史上的“给客制度”的所谓客户，实际上是汉魏以来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土地兼并下，不堪战乱和压迫而流离失所的农民，称为“流民”或“流人”、“佃客”等，唐朝时更在户籍上有“主户”与“客户”名目。“客户”实际上专指佃客、佃户。主户、客户以是否占有土地为区别标准，主户失去土地即为“客户”，客户能有土地，也成为“主户”。可见“客家”称谓不可能是来自“给客制度”的“客户”一词。

　　（3）如果“给客制度”的“客户”指中原迁来的民族，那么同是由中原迁来的汉人，定居闽南漳泉一带则称为“河洛人”，其方言为“河洛话”；定居闽东的通称为“福佬人”，其方言为“福佬话”；定居广州一带（包括大部珠江三角洲）的称为“广府人”，其方言是“粤语”。他们并不称为“客家人”。

　　（4）认为衣冠南渡的汉族是编户齐民，乃是主户，土著不属编户，免纳贡赋，应是客户，所以“给客制度”的客户不是指南迁的汉人。

　　（5）认为在唐宋以前迁来的汉人是主户，唐宋时迁来的是客户。

　　总之，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我们认为，客家人的界定应根据科学的尺度，既不能完全从源流来确定，也不能抛弃历史事实来臆断或推理。尽管源流说在一定意义上能解释中原民族南迁形成客家人这一史实，但还说明不了汉民族多民系的复杂演变成客家人这一史实，但还说明不了汉民族多民系的复杂演变问题，尤其南迁后的演变结果。“……界定客家人，应该全面地、本质地对客家人进行科学概括，即应从民族概念的内涵共性和构成民众的特性即个性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科学概括，特别是对客家民系的个性特征作出科学概括，给予准确的定义……那么，什么叫做客家人呢？我认为可概括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性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

　　“客家民系作为汉民族共同体中的一个重要民系，在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其所具有的本民族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外，又有着自身的诸多特征，从而与本民族的各历史、文化特征既同又异、同中有异，呈现出共性与个性统一，一般性与特殊性共存的关系。""南迁的中原汉族、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在迁徙过程中和在自己民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种种挑战，自然不同于中原地区。一方面，客观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对自身原有的心理素质要作些适当调整；另一方面，迁徙过程中心然发生的与客居地土著、他族的相互影响、融合乃至争斗，也会以这样或多或少那样的方式，改变着他们原先的心理因素。这样，在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融合以及迁居地经济生活等诸多作用的相互影响下，南迁的中原汉族在心理素质方面，自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调整，改变和重新整合。一旦这种调整、改变和重新整合得以完成，客家民系也就最终形成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客家语言至今仍作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而流行于粤东、闽西和赣南等客家地区，并成为现代汉语中一个独立的方言系统。这种独特的方言系统的最终形成，也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故客家民系的形成亦应是以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四大要素为其标志。“当然，形成民系的第一要素是人，要有优势的人群势力，才能形成自我优势的环境，才能酿成以自我祖源为本，又同新环境相融合的个性，并继续保持和发展。”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为五代至赵宋年间，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总的说来：

　　1、客家人是汉民族（中原民族）独特稳定的民系之一。在古代历史上，中原民族南迁后曾与百越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相融合，历经千年，但其形神气质还是中原民族而无变异，有独特的稳定性。

　　2、客家话是客家人的独特语言。闽粤赣三省相连的客家人，语言基本上相同或相通（只是有个别县的语言受其他语系的影响，但也还保留客家话的基础，只是语调上有所差异）。如长汀城与宁化治平人的语言完全相同；长汀城客家话与广东本系梅县、江西赣南的客家话完全可以相通。离别家乡五六十年归来的华侨，完全不会忘记而且能很自然流利地讲家乡客家话。客家话与粤语（广府话）、福佬话（闽东）、河洛话（漳泉）方音都无关系，而与河南中州（郑州一带）音韵却有不少相通的地方。美国耶鲁大学韩廷敦教授说："客家话源出北方，他们的方言……像中州河南的话。"中州话为河南郑州的土话，与客家话非常相似。

　　3、客家人有特殊的客家文化和习俗。从明清遗留下来的永定圆形、四方形土楼群，结构厚实，高峻雄伟。宁化安乐、安远，长汀涂坊、宣城，广东兴宁、梅县的多层围龙屋，长汀的九厅十八井，标志着客家的的建筑艺术，其结构独特，是客家人客居他乡聚族而居，群体式的"客家大屋"的见证。尤其永定土楼独特的建筑引起了世界建筑学界的关注与赞赏。“永定土楼是永定人民的文化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文化财富。”武平中山的“百家姓聚居地”和“军家方言岛”是客家研究中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

　　《晋书·王导传》云：“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南迁的结果，形成了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三个支派的汉族民系。鄱阳湖支派即为现在客家民系的先民。他们是原来居住在山西和河南等地的汉人，逃到安徽、湖北、江苏至江西，再沿鄱阳湖迁赣南和闽西各地。

　　据《嘉应州志》载：“今之土著多来自元末明初，以耳目所接之人，询其所来自，大抵多由汀州之宁化，其间亦有由赣州来者。其语言声音皆以汀赣为近……。”现在嘉属不少氏族的族谱、家谱明载由元末明初迁来，足资佐证。

　　客家是中华民族中的汉族南迁的一支民系，即闽、粤、赣系。客家人的聚居地为闽西、粤东、赣南这块三省相连的地区。这里有33个纯客家县，是客家人上千年历史的开拓地。汀州宁化石壁村是宋元以前客家南迁的中转站；梅县、兴宁、大埔等地是明末清初客家人的中转站。向海外发展的以粤东、粤南、闽西、闽南为多。汕头、厦门自清末民初以来，已是中国两个著名的华侨口岸。香港、深圳、南洋群岛各商埠的港胞、侨胞（其中一部分是客家人及其后裔）所保存的谱牒，以及有关海外客家源流的研究资料，都说明他们的祖先是中原汉族南迁入闽，曾留居汀州宁化石壁，后经长汀、上杭、永定入广东汕头出海，或由闽西、闽南经厦门出海，或经广州迁徙香港、深圳及南洋各地的。

　　客家历史上经过几次大迁徙，辗转南来，源远流长。客家儿女分布世界五大洲，足迹启蒙遍天下。他们天涯飘泊，客居异邦，而爱国爱乡的传统世代相传。客家人是当代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民系之一。

附录二

罗香林《客家人的迁徙》

　　客家人是汉族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客家先民是因为受到了中国边疆部族的侵扰，才逐渐从中原辗转迁到南方来的。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为了防止边疆游牧民族的侵扰，修筑万里长城，戍驻重兵。旋又派尉屠睢率大军区50万驻岭南，以防南越族的入侵。秦皇还将先期滞留在豫、皖、闽的流亡客人驱赶到广西兴安不受欢迎筑灵活渠运河，于铧咀地方将先期滞留在豫、皖、闽的流亡客人驱赶到广西兴安县筑灵渠运河，于铧咀地方将汀江和湘江和漓江凿通，以便运军输粮，继续向南疆用兵。秦亡后，这支庞大的部队没有北返，继续留在当地，成为客人，这是大批汉人南下之始。

　　客家先民自中原迁居南方，总计大迁移5次。其他零星迁入或自各地以服官或经商而迁至的，那就不能悉计。秦汉之间，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汉武帝时，发大兵南下平定南越，然后在秦代南疆三郡的基础上设置九郡，其中就有闽中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群雄割据，战乱频繁，烽火连天。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大批汉族民众，纷纷往南迁移，这就是所谓“群雄争中土，黎庶走南疆”。三国时，曹魏曾采用招致边民内迁的政策，延至西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臣民南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从汉末至东晋，中原汉人南迁长江流域，这是第一次大迁徙。东晋时期，长江流域战火纷飞，汉族民众又继续向南迁移。罗香林教授《客家源流考》称：“迄晋武帝统一中国，又以只见及三国割据的由来，而尽罢州郡兵权，边州因而空虚。会八王相继作乱，国力因而削弱，边区内徙的部族，便得相继乘机而起，于中国内地的一部分，建立他们的割据政权。晋代的中央政府，不得已也迁到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内地的人民有迁移力量的，或有迁移机会的，都相率南迁，当时称为‘流人’。”当时，福建地处东南海滨，局面较为稳定，因此南迁的中原民众一批一批涌来，沿武夷山南下或由赣南到汀州、宁化的石壁寨（现名石碧村）一带，然后继续移迁汀州郡各属地；一部分人则由赣北散居各邑。入汀的中原民众与当地闽越族、畲族逐渐融合，成为汀州早期客家人。前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魏应麟教授曾说过：“汀州的客家人来自中原的氏族与闽越族的结合。”《客家源流考》指出：“这些南渡的人们，在政治方面，支撑了东晋以来朝代的局面；在经济方面，开发了南方的产业，增进了南方的生计；在民族方面，增加了内地人民和南方部族如百越族（包含闽越族）、一部分苗裔（包含畲族）的融合……”

　　据李吉甫《无和郡县志》载：唐代“开元时有29690户近两年10万人入闽”。大批的移民入汀始于此时。由于中原汉人陆续流入，人口不断增加，遂于唐开元二十四年设置汀州。汀州位于闽西，与粤东、赣南接壤，最早有长汀、黄莲（宁化）、新罗等邑，范围广阔，纵横近400公里。据《通典》，唐贞元前已有5330户，人口1.6万人。户口统计所显示的数字主要是汉人。

　　唐总章二年，闽粤之间有少数民族不满政府压迫，聚众反抗。朝廷下旨命左郎将陈政为岭南行政总管，统率大军入闽镇守。唐咸通年间，驻军因故反叛，以宠勋为首，率军进攻中原，朝廷费了相当力量方予以平定。不久，冤句人黄巢联合庞勋余众，揭竿起义，其势甚速，从河南、山南二道进军淮南、浙东、赣北、赣中、闽北、闽中，又折回赣、湘、桂东，南下广州，出转湘、楚、安徽，渡淮水，攻下洛阳，进入长安。十几年动乱，使得中国各地人民分头迁徙。昭宗时，王潮、王审知参加寿州王绪起义，有5000余人渡江南下。这些人多来自河南光州一带，称为中原氏族，入闽汀者大多留居。

　　黄巢的部下朱温投降唐朝，被授予宣武节度使之职。天佑元年，朱温弑唐昭宗，越两年受禅为帝，终于篡夺了唐朝政权，改国号梁，开始了五代纷争的割据局面。据志载：后梁时（897年），王审知被朱温封为闽王。王审知为了顺时应人，确实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他"折节下士，开门兴学，以育才为急。凡唐末士大夫避地南来者，皆厚礼延纳，筑'招贤院'以馆之。"于是中原士大夫纷纷携带家眷，不避艰辛，爬山越岭，分路入闽为王审知效力。从东晋至五代，汉人又由长江流域南迁，这是第二次大迁徙。当时中原氏族入汀者数以千计。故汀城建有白马庙，奉祀王审知。

　　宋高宗南渡，金人南下，元人入主，客家人之一部分，又由闽赣分迁至粤东、粤北。这是第三次大迁徙。在此期间，中原氏族流亡入汀者日众。据说陈朝皇室陈元光裔孙陈叔明共有九子，成为巨族，奉谕凡巨族分居，乃散处九州。“九子分九州，满子封汀州”的陈魁（其实为第六子），字参琬，敕封大夫，携带家室97口迁汀州，为汀州陈姓始祖。陈氏就是宋代入汀的。当时的汀州，地广田多，人口日殷，竟达成10万之众，可谓盛矣。据史志记载，自东晋以来直到宋代末期，是中原人民大量涌入闽、粤、赣三省边区的时期，因为闽西、粤东、赣南山水相连，土地肥活，气候温和，有江河之利，而人口相对稀少，迁来的中原流徙民众到这里有田可耕，有安身之地，环境较为稳定。汀州宁化石壁寨是当时江西入闽和闽北南来的重要通道，成为中原人入闽的中转站和客家许多姓氏先祖的居留地。黄遵楷所撰之《先史公度事实述略》一文中说，就在此时，“散居于汀州、邵武各属的客家人，再迁梅州”。《嘉应州志》卷三十二《丛谈》也说：“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中国南方，以及出海至南洋群岛乃至世界各地，有一大部都经过了汀州宁化石壁。从《客家源流考》、《客家源流研究》所引的“族谱”和客家姓氏渊源的研考，大致可以梳理出曾留居汀州宁化石壁的客家早期姓氏。据《百家姓辞典》及“族谱”初步统计：

　　晋代永嘉之乱后，由中原南迁入汀州宁化石壁寨的有：卓、罗、郭、詹、邱、何等姓。

　　唐朝安史之乱先后八年（755-763年）及至唐末，迁至汀州宁化石壁寨和长汀县的有：廖、郑、温、陈、王、蔡、杨、古、吴、沈、薛、钟、周、刘、卢、李、苏、张、阙、曹、罗、邓、伍、江、梁、谢等姓。

　　北宋、南宋抗御辽、金，以及宋末抗元，烽火江南，几无宁日，在这期间先后迁徙汀州宁化石壁寨和长汀等地的有：曾、谢、邹、欧阳、胡、孙、赖、游、兰、魏、邓、巫、吴、宋、罗、林、江、黄、彭、梁、简、汪、范、赵、官、徐、傅、潘、翁等姓。

　　据《上杭县志·氏族志》载：自汀州宁化石壁，经长汀迁上杭县境的计有：丘、江、朱、伍、严、李、官、罗、陈、袁、范、张、龚、黄、曾、詹、谢十七姓，所迁年代多在宋朝，宋代以前的很少。据永定县调查：唐末五代迁徙入永定的现仅存阙氏一姓，南宋迁入的有：卢、廖、郑、胡、江、巫、林七姓。

　　赵匡胤统一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但是赵宋王朝很少过几天安静的日子。100多年以后，金灭辽复又侵宋，破汴京，掳徽、钦二帝，北宋亡。宋高宗迁都于临安建立南宋政权以后，政治一天天腐败，国家一天天衰弱。公元1234年，元灭金，并吞中原。接着，元军南下，南宋亡。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元兵攻破汀州，是时文天祥、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犹力图抵抗，挽救宋朝江山。闽粤赣义民纷纷起来抵抗元兵，于是闽粤赣交界地成为抗元辗转攻守的战场。向日居住在这里的客民失败后，大批辗转流入广东东部大埔、梅县、兴宁及粤北一带，另辟安身的所在；有的战死于罔州或崖山，有的流落于岭南海隅。

　　明朝永乐年间，从浙江、江西、安徽迁汀大量客户，一是避差役，二是顶军、奉例屯田的新客户。汀州的客家人，经过明朝一代休养生息，人口剧增。据考至明末清初，南迁来汀的姓氏已超过了百家姓。

　　明末政治腐败，又值连年灾荒，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加金文官贪敛，武官诛戮无辜，致使官逼民反，农民起义，各地峰起。清军入关，进逼京师，朝祚已衰，无可挽救。石头城内福王昏庸，马、阮掌权，结党营私，诬谄忠良。清兵南下，大军压境，大臣史可法殉难，南都失守，福王出降，腥风血雨，遍于国中。弘光元年乙酉，唐王聿键监国于福州，旋即皇帝位，改元隆武。隆武二年，郑芝龙受清统帅的贿赂，并许以"闽粤王"，竟尽撤仙霞关的驻军，清兵入闽。客家群众奋起抵抗。然而清兵连骑追至，隆武帝汀州蒙难，随臣殉国，汀洲、赣州文臣武将，自刎、自缢、跳水或引火自焚者均有。大批民众仓皇逃难，分迁至粤中及滨海地区，乃至川、桂、湘及台湾，且有一小部分迁至贵州南边及西康之会理。此为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明末清初张献忠农民起义失败后，四川一带遭满清兵火之灾，田园荒废，地广人稀。康熙年间诏命农民迁往开辟垦殖，这是清代有名的一次大迁徙，所谓：“移湖广，填四川。”

　　清同治年间，受广东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部分客家人分迁于广东南路与海南岛、台湾、香港、澳门、南洋群岛，甚而远至欧、美各洲。这是第五次大迁徙，是太平军失败以后的属于世界范围的迁移。

　　客家先民东晋以前的居地，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上党在今山西长治县境，弘农在今河南灵宝县南20公里境上，淮南在今安徽寿县境内，新蔡即今河南新蔡县，安丰在今河南潢川固始等县附近。客家先民虽未必出于这些地方，然此实为他们基本住地，欲考证客家上世源流，不能不注意及此。

轶事典故

陈寅恪为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引路

　　1926年，罗香林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因兴趣不合，不久转入历史系，有幸师从国学大师陈寅恪。1930年夏，罗香林撰写了一篇题为《客家源流》的毕业论文，呈送给导师陈寅恪审阅。陈在文稿上作了一句批语：“家谱内多有材料，须再考查。”后来罗香林在回忆录中写道，老师主张，“只要有史料价值，足以助我们弄清问题，什么材料都可用，引用前人论著，不必以人废言。”陈还特意为他讲述了自己的家族源流。

　　陈寅恪的上代，从福建汀州府上杭县迁到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本属客家人。他对罗香林说：这些从闽粤迁去义宁的客家人，多数以耕读为业，因为勤奋读书，所以考秀才的时候，本地人往往以学额被客家人多分去了，便出而纷争。后来由封疆大吏请准朝廷，另设“怀远籍”学额，专给客家人应考，与原来的学额无关，这才把纷争平息。陈寅恪一家，自他高祖胜远公，至他父亲伯严先生（三立），都是由“怀远籍”入学，然后逐级考上各种高科的。他的祖父陈宝箴，咸丰元年举人，1895年任湖南巡抚，是清末维新派著名人士。父亲陈三立，光绪十五年进士，官吏部主事，“同光体”诗派领袖。一家三代，有四人入《辞海》条目，为客家人争得荣耀。

　　罗香林在陈寅恪的指点下，扩大族谱等史料的征集。他于1930年冬开始，在广东各大报纸上刊登《征集客家史料启事》。经过一年征集，后来又亲赴广东各地考察，又搜集到不少族谱。他把这些资料汇编成册，并附上编写提纲，向导师请教。1933年，罗香林发表了《客家研究导论》一书。全书共25万字，运用大量谱牒、史书等资料，详细论述了客家“为中原衣冠旧族”、“为避战乱迁居南方”、“历经五次大迁移”等观点。随后，又撰写了《客家源流考》及《客家迁徙及分布地图》等著作，从此跨进了客家研究的大门。在一系列客家著作中，他首创了“民系说”，把客家列为汉民族的七大民系之一。1931年，罗香林的父亲去世，罗香林回家治丧，恩师陈寅恪寄来亲笔挽联：

　　惜公抱经世才而未竟其用，有子治专门学能不负所期。

　　挽联既是对前辈的哀悼，又是对学生的鞭策和鼓励。他后来给出版社写信，公开称赞罗香林：“罗君十年来，著作颇多，斐然可观，自不用旧日教师饶舌，以妨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也。”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的陈寅恪，常常收到从香港寄来的钱物，其中有大陆十分匮乏的猪油等副食品，而署名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罗汉”，只有老师才知道这是学生罗香林的一片苦心！为了不给老师添麻烦，罗香林用了自己当年的笔名。

朱希祖为罗香林的治学从教竭力相助

　　罗香林的早期著作《客家研究导论》和《粤东之风》出版时，朱希祖教授都为他作序，大大提高了作品的知名度。而他的序文并非敷衍之作。有学者认为，朱的序文在学理上对客家的有关论述，比青年罗香林当时的论证逻辑更加严密，起到理论指导和画龙点睛的效果。而对于《粤东之风》，朱希祖给予很高的评价：“我认为罗君的《粤东之风》，虽然不能算首倡，却希望可以集大成！他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大，要追踪十五国风，这一点见识，就高出于众人之上啊！”“自从周朝初年算到现在，这种工作，经过三千年，方从最北采到最南，罗君的功绩，实在比较收集《楚辞》的功绩，更加卓越了！”

　　朱希祖，1879年生于浙江海盐县，字逖先，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一生著作等身，又是著名藏书家。他十分重视地方史料和古籍的搜集整理，这对罗香林的史学研究影响很大。他在北大任国学研究所主任时，就曾参与发起“歌谣研究会”，刊行了一种《歌谣周刊》，采集各省歌谣数千首，比罗香林采集客家山歌早了好几年。

　　1932年起，罗香林到中山大学任教，与时任中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共事两年，受到恩师的提携，担任史学系副教授，并推荐他兼任文史研究所编辑、主编。朱希祖在中大任教时，与罗香林同任广东通志馆纂修，商讨通志体例，并主动向他提出，希望由其撰写民族略和华侨略等内容。1934年，朱希祖到南京中央大学任史学系主任，又力荐罗香林到中央大学任教。后因校长罗家伦对罗香林有成见，一直未获教授资格。罗香林遂于1936年8月离开中央大学，受聘为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同时兼任中山大学教职。罗香林上任之初，已是岳父的朱希祖与他通信不断，从馆藏目录到购书种类，都一一指导。罗香林采纳老师的建议，购入了大批珍贵图书文献，面向社会发动捐书，自己带头捐一百多册，组织编印图书目录，汇编专业史料，校注珍本，筹建广东文献陈列室，同时创办了《广州学报》季刊与《书林》半月刊，组织专家学者发表书评或论著。《太平天国洪秀全家世考》等文章就是他在这期间发表在学报上的。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嗜书如命的朱希祖为转移藏在南京的大批书籍，辗转奔波于江浙安徽一带。从7月9日起装运书籍六十大箱，包货车一辆，由南京至徽州，又由徽州转到屯溪乡下，历时三个月。8月间，日机疯狂轰炸广州，罗香林将怀孕的妻子朱倓送回老家兴宁避难，自己与同事紧急挑选了5万多册珍贵图书疏散到广州郊区。翌年10月，日寇在大亚湾登陆，罗香林又将图书安全转移到广西。在国忧家难之际，他忠于职守，为国家抢救了大批贵重书籍。如今，这批幸免于难的图书，珍藏在华南师范大学的文献馆里。而朱希祖抢救出来的25万册图书，由他的儿子捐献给了国家，其中有朱先生最珍爱的明钞宋本《水经注》。值得一提的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两人始终挂念着对方的安危和图书的转移。

　　罗香林这样评价朱希祖：“先生毕生治史，最重气节，明是非，藏书外，无恒产；而高风亮节，不可企及。”1944年7月，朱希祖先生在重庆去世，享年66岁。后来罗香林为他整理编辑文稿，出版了《朱希祖先生文集》传世，这是对恩师的最好回报。

家庭背景

　　父亲：罗幼山。 [9-10]

　　妻子：朱倓，系朱希祖次女。

　　兴宁罗氏，自元代其祖“小九公”从江西赣州宁都迁至广东兴宁定居，人口不断繁衍，子孙遍及海内外。

　　罗香林夫妇一共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四个儿子分别名为：文、武、成、康，女儿名渝；除了罗成幼年夭折外，剩下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多是在香港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现在他们都在外国。大儿子罗文，是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二儿子罗武，是美国医学科学院的院士，擅长内科；四儿子罗康，曾在香港当过多年的中学校长。女儿罗渝，是神学博士，也曾在香港从事与教会有关的工作。

参考资料

1. 罗香林：治史期用世正名为客家．人民网[引用日期2017-02-27]

2. 客家研究先驱、治史学家罗香林．国际在线[引用日期2016-03-04]

3. 梅州市举办学术研讨会纪念罗香林诞辰100周年．新华网[引用日期2017-02-27]

4. 罗香林．兴宁市人民政府[引用日期2020-01-12]

5. 罗香林的学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网[引用日期2019-11-28]

6. 师恩堪比父爱深——罗香林与陈寅恪、朱希祖的师生情．梅州网官方网站[引用日期2017-09-03]

7. 朱倓．中国知网[引用日期2019-01-15]

8. 罗香林．梅州市人民政府[引用日期2018-08-03]

9. 罗香林．凤凰网[引用日期2019-01-15]

10. 访客家学鼻祖罗香林祖居．芙蓉网[引用日期2019-01-15]

11. 罗香林家族．广州数字图书馆[引用日期2019-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