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东客家族群天主教信仰的圣俗与仪礼

　　对于天主教在粤东客家地区的现状，美国人类学家罗力波 先生认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天主教与基督新教一样，采用了本土化的思维方式，充分借鉴中国的宗教文化，并融合本地族群的文化，开展乡村文教和医疗卫生事业，以扩大教会的信众。笔者结合近期在广东蕉岭县圣堂下的三次田野调查和现有文献资料加以管窥，探讨天主教进入粤东的历史，并分析蕉岭天主教对粤东客家文化教育的影响，权作抛砖引玉之举。

　　一、天主教进入客家地区的历史原因

　　客家话的来源和地域分布，甚至客家的定义，是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客家研究学者罗香林认定客族的大迁移，自两晋永嘉之乱 (311年) 起，经历唐代、两宋、清初至近代共五次。 客家人的分布地区，以粤东、赣南和闽西一带最为集中；这三个区域，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可统称为粤赣闽边区。在这个边区，嘉应所属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五县，地处韩江上游，与潮汕地区相邻，因有韩江舟楫之利，交通较为方便，无论商贾经商，文人就学应试，都无多大困难，所以人口密集，文物富盛，一向被视为客家人的中心地区。

　　十九世纪中叶，洪秀全发起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以西方宗教意念组织“拜上帝会”建立政权。这使客家人与政治斗争及西方宗教，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其后，咸丰、同治年间在广东四邑的土客械斗 (1855-1867)，更突出了客家人作为“后住民”与本地的“先住民”之间的经济利益及文化冲突。 械斗后，客家人部份迁回嘉应、潮州、惠州，部份迁至广西、雷州、海南，或东南亚、美洲等地。 客家人在这场械斗中的失利，加重了他们向外寻求保护的迫切性。除了华人一般的刻苦耐劳、刚健团结和崇拜祖先的特质之外，客家人作为地域内的“后住民”，在社会、地理、经济上都往往处于边沿地位，他们重视教育及离乡远赴海外谋生，使他们更能与西方传教士建立起关系。

　　客家人由于要在瘦瘠的山区居住，为求跳出务农劣境而找出生路，他们对下一代的教育特别看重，希望藉此建立较安稳的生活。帝制时代的科举吸引客家子弟考取功名，清末废除科举后，他们便努力进入学校接受新式教育。传教士在客家地区开办学校作为传教的第一步，恰好配合了客家人的需要。 客家的传统由妇女负起农耕的任务，就是让客家男子专心读书求取功名。当科举制度在清朝末年 (1905年) 被取消后，促使子弟入学校读书便是为了融入新时代，增强在城市求职的本钱。客家人也是借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加向外的流动性。客家人本来向外流动的能力很高，加上天主教会与世界各地的紧密连系，他们很容易借着传教士的转介或推荐而移居外国。所以传教士办学正好把传教的目的和客家人的需要配合得天衣无缝。 西方传教士在客家地区办学，最能配合他们的要求。教会在传教过程中，很注重兴办学校，传授宗教和一般的科学文 化知识，在清末民初的教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传教士重视建立学校为教友提供天主教教育。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借着天主教学校，制造一些接触非教友学生及家长的机会。1886年8月21日神父师多敏 (Pozzoni 1886–1906)给长上写了一封详尽的信，详尽地表达办教育和传教的关系：

　　西贡区的7间学校中，有6间我去过。从这数月来的观察，学校有很大的传教作用。首先，使传教士和非教徒之间建立良好关系。这里的学校除了1间外，其它全是教徒和非教徒混合上课的。最大的作用是他们能一起生活，使非教徒对教会有好感。学校全日上课，有些学生更留到晚上。学生只在吃饭及睡觉时才回家，其它时间不准在校外流连，只可坐在课室内。这样，学生看到教徒的榜样，尤其是教师定时进堂颂经，及向教徒教授要理，心里会倾慕入教。但是非教徒的父母会阻止他们入教。其实，学校有它的必要性，尤其是为已入教的儿童。没有学校，他们会成为文盲，被人鄙视和欺骗，连带教会也被贬抑。教会若不办学，入教儿童要到外教学校读书，受仇教的教师熏陶，最后会离弃教会，或起码因为没有人教导而不认识要理和经文。传教士总是东奔西跑，不会在一处固定下来，没有时间教导儿童。奉教父母也因学识不多不会教导。学校十分重要，反而美丽的教堂及宿舍是其次。在一处建立美丽的教堂而没有足够金钱在别处也建筑一样美丽的教堂，反而会引起纷争。

　　其次，远赴海外谋生方面，客家人要冲出山区，向外发展，所以往海外谋生的客家人很多。外来的新事物亦随着回乡的客家人而被吸纳。客家人自明朝中叶起，逐渐向海外发展。一方面由于人口膨胀，需要向外转移；另一方面，东南亚被西方殖民者征服后，亟需吸收劳动力来发展其殖民经济。 于是客家人也紧随福佬人和广府人之后，开始向东南亚拓殖。 太平天国运动和广东“土客大械斗”失败后，很多客家人被迫前往海外谋生。清末年间，每年移民多达五万。他们移民至新加坡、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南太平洋其他岛国。客家人出国的原因不外政治迫害、建制压迫、生活贫困、逃避“壮丁”、随夫出洋、继承遗产、留学定居等。 这些原因虽然没有包括宗教因素在内，但事实上却增进了与西方宗教相遇的机会。

　　清初到南洋谋生的客家人进教后，他们回乡宣传亦是传教的媒介。尤其是以“水客”作职业的客家人。“水客”受到华侨、华人的信赖，是因为他们沟通了国外和家乡的友情，能替侨胞和眷属携带物品，或先行垫支“新客”出国一切费用及代华侨办理事务。1844年禁教松弛后，回乡华侨将天主教信仰带回家乡更为普遍。客家人在南洋迁移的经验，使他们自然地更勇于接受新事物。奉教后亦成为传教的先锋。水客的角色也无形中起了推介西方宗教的作用。

　　西方传教士在客家村落出现时，代表的是西方的文明新气象，新势力，新思维。人民在清朝末代求变的时代中，不再用鄙视的眼光把他们当作蛮夷。西方的势力使朝廷逐渐地对传教士的活动解禁，看在一些中国人的眼里，是一种公开鼓励人民接受外来事物的暗示。再加上西方物质文明的一些实际好处，村民再不能只顾牢牢地守着故旧的传统和事物。传教士以铲除迷信的方式来引入新的宗教，姿态上是以新文明的启蒙者自居，是村民接触西方文明的媒介。

　　客家人的乡村比较乐于接受福音的宣讲,这可能是由于客家人是”客居他乡”的人，而且部分族人曾移居或已移居其它亚洲国家，因而惯与外国人接触，较易接受外来宗教。 另外，本地人多看不起这些外来的客家人，甚至压迫他们，所以鸦片战争后加入一个由外国传来的教，就可能会令这些客家人得到一些额外的保护。 客家人既是备受歧视的少数族群，又生活在艰苦的环境，所以传教士较乐于主动地接触这些弱势的族群。土客械斗过程中，由于客家人处于劣势，有部份客家人也曾经寻求传教士的保护，并以承诺事后入教作为要求传教士伸手援助的理由。康熙时代在韶州、惠州入教的本地教徒由于后来的禁教及没有传教士的照顾已逐渐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