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为什么要下南洋？

　　秦汉始有踪迹，唐宋渐成规模，近代掀起浪潮，客家人的下南洋史，是一部跨越山海的迁徙史、奋斗史，更是一部情系家国的奉献史。粤闽赣客家儿女冲破山海阻隔，远渡南洋开疆拓土，在东南亚的土地上开埠建城、兴业办学，更始终铭记根脉，以各种方式反哺乡梓、报效祖国，铸就了“海洋客家”的独特荣光，也让客家精神在跨洋交流中生生不息。

　　南洋之名：从海到洋，见证中国海洋认知进阶

　　“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潮福人占埠”，南洋的谚语背后，是中国人对这片土地千百年的认知与联结。在梅州市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的学术讲座上，马来西亚学者王琛发的一连串提问，揭开了“南洋”之名背后的历史脉络。

　　先秦至汉唐，中国人秉持“九州四海”的天下观，彼时的“海”指近海，四海为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宋元时期海贸开放，海洋实践的繁荣让国人对海域的认知迈入新阶段，开始依陆地、方位、水文划分“洋”，东洋、西洋、南洋、北洋的概念雏形初现，却与今时所指相去甚远。

　　明初郑和七下西洋，足迹远至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及东非海岸，而明万历年间《东西洋考》中“文莱为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的记载，更是勾勒出当时东西洋的地理边界。西方传教士来华后引入“大西洋”概念，“西洋”的范畴扩展至欧美，原本的东南亚区域便被“南洋”取代，至清前期，“南洋”已成为中南半岛、马来半岛等东南亚诸国的泛称，这一名称沿用至20世纪中期，也成为客家人下南洋的核心目的地。

　　迁徙浪潮：百年两次大迁徙，客家儿女成中坚

　　东南亚与中国山水相近，自古便是东南沿海百姓移居海外的首选之地。秦汉有中国人前往东南亚的记载，唐宋海丝兴旺，中国海商遍布南洋沿海，明初郑和下西洋后，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已出现华人聚居区，鸦片战争前夕，南洋华人已达150万之多。

　　而真正形成规模、影响至今的，是近代两次“下南洋”浪潮。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开发种植园、矿山，急需大量劳动力，而中国闽粤地区“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加之清政府允许西方招募华工，约200万华工远赴南洋，成为第一次浪潮的主体，多在中南半岛种植园和印尼矿山劳作。

　　20世纪前期，南洋铁路、航运、金融等新产业崛起，华人产业遍及各领域，熟练劳工需求激增，催生了第二次下南洋浪潮，仅1922年—1939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华人便超500万。在这波跨越近百年的迁徙中，粤闽赣客家人成为重要力量，“丁满十六出南洋”的谚语，更是成为客家地区的独特写照，而这也是客家第五次大规模迁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客家迁徙文化的延续与延伸。

　　早在南宋末年，客家人便开启了南洋迁徙的先河。崖山兵败后，梅县松口人卓谋率800余义军幸存者南下婆罗洲，开垦荒地创家立业，成为有据可查最早迁徙海外的客家人；明末，潮州饶平客籍人张琏起义失败后，率残部抵达三佛齐岛，出任当地市舶官，成为当地华人的核心。

　　闯海兴业：开埠建城创基业，客家精英耀南洋

　　远渡南洋的客家儿女，不仅带着求生的渴望，更带着客家人的开拓与坚韧，在南洋的土地上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成为南洋开发的重要力量，也印证了“客家人开埠”的南洋谚语。

　　独特“公司”，凝聚华侨力量

　　在南洋，客家华侨创立的“兰芳公司”成为南洋历史上的璀璨印记。1772年，梅县人罗芳伯抵达婆罗洲，将当地华人组织合并，在东万律创办兰芳公司，设立独立的行政、司法、税收制度，势力不断壮大，为当地经济开发作出重要贡献，直至1884年被荷兰人管辖，存世超百年。而这类被称为“Kongsi”的公司，并非现代企业，而是华侨为保护族群利益建立的独特社会组织，龙山堂邱公司、义兴公司等皆是如此，成为华侨在南洋的“避风港”与“凝聚力核心”。

　　开埠建城，铸就南洋繁华

　　18世纪开始，客家人便在加里曼丹岛、马来半岛等地采矿，开山林、建码头、营海贸，以有组织、有纪律的方式推动南洋开埠。17岁下南洋的叶亚来，出任吉隆坡甲必丹，深耕24年发展锡矿、建设城市，将一片矿区打造成繁荣市镇，被誉为“开辟吉隆坡的巨人”“吉隆坡开埠之父”；梅州八贤之一的姚德胜，19岁赴马来西亚，投资矿山助力当地锡业发展，捐建会馆、创办学校，更斥资重建怡保市街市，当地以其名命名市场与街道，立碑铸像表彰其功。

　　商界传奇，缔造多元辉煌

　　客家儿女在南洋的奋斗中，涌现出大批精英人物，张弼士便是其中的翘楚。18岁只身前往巴达维亚的他，从米店勤杂工做起，凭借勤恳与智慧，经营垦植、银行、药材等产业，成为南洋华侨首富，被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他不仅在南洋缔造商业传奇，更敢于向海外歧视说“不”，联合侨领创办远洋轮船公司，打破德国轮船公司歧视华人的规定，守护华侨权益。

　　文脉绵延：崇文重教传薪火，华文教育绽芳华

　　梅州客家人素有崇文重教的传统，这一基因也被客家侨胞带到了南洋，他们在异国他乡兴学办校，让中华文化在南洋落地生根、绵延不绝，也为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张弼士是南洋华文教育的重要开拓者，1904年，他在马来西亚槟城捐资捐地创立槟城中华学校，这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上最早的正规华文学校，也是唯一获清廷备案支持的海外华文学校。光绪皇帝亲书“声教南暨”匾额相赠，这一匾额至今悬挂于学校礼堂，而该校也成为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典范，如今已是槟城规模最大的华文学校之一。

　　梅县松口人张榕轩、张耀轩兄弟，在苏门答腊岛棉兰独资创建当地第一所新式华文学校——敦本学堂，一律免除学费，开苏门答腊岛华校之先河，此后当地华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棉兰市更以“张榕轩街”纪念其功绩；梅州籍华侨萧畹香倾半个多世纪之力办校兴学，联合侨领创办马来西亚第一所华人民办大学南方学院，校园被命名为“畹香园”，成为南洋华文教育的又一丰碑。

　　情系桑梓：跨洋反哺兴故土，热血报国写忠诚

　　“根在客家，魂系中华”，南洋客家华侨在异国他乡建功立业后，从未忘记故土，他们或回乡投资实业、建设家园，或捐资兴学、扶危济困，更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热血报国，用行动诠释着客家儿女的家国情怀。

　　实业兴乡，打造家乡新面貌

　　20世纪初，张榕轩联合侨领创办潮汕铁路有限公司，建成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条由华侨投资兴建的纯商办铁路，改善了潮汕地区的交通条件，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梅县松口的侨贤们回乡兴建火船码头、梅东桥，开办纺织厂、发电厂等实业，让家乡的面貌焕然一新。而落成于1934年的联芳楼，由印尼华侨丘氏兄弟兴建，融合罗马、巴洛克式建筑风格与客家民居特色，成为客家地区中外文化交融的经典建筑，更是华侨反哺乡梓的实物见证。

　　热血报国，共赴国家危难时

　　辛亥革命前后，张弼士、张榕轩等南洋侨商捐出巨款，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抗战爆发后，南洋华侨同仇敌忾，捐款捐物支援祖国。1939年，陈嘉庚发起组建南侨机工志愿队，3200余名华侨青年司机和修理工远赴祖国，以滇缅公路为运输主线，运送50多万吨抗战物资，超三分之一的机工牺牲或失踪，其中仅梅州籍华侨便有124人。在马来西亚槟城，“浩气长存”的纪念碑静静矗立，铭记着南侨机工的热血壮举。

　　大爱无疆，慈善之光暖华夏

　　新中国成立后，南洋客家华侨的桑梓情从未褪色，“领带大王”曾宪梓、“钢铁大王”何侨生、“百校之父”田家炳等侨领，在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领域持续支援家乡建设。其中，梅州大埔籍的田家炳，从越南到印尼再到香港，打拼成为东南亚塑料行业翘楚，改革开放后更成为国内人造革行业领航人。他将毕生精力投入慈善，捐助的教育项目遍布全国，93所大学、166所中学、41所小学镌刻着他的名字，用一生坚守客家勤、俭、诚、朴的精神。

　　海洋客家：突破山海开新局，客商携手向未来

　　与粤赣闽原乡“无客不住山”不同，远赴南洋的客家人，在开矿、开埠、建城、办实业的过程中，融入市场经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洋客家”。这一由马来西亚学者王琛发提出的概念，经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学者的田野调查与文献考证，得到了丰富佐证，也成为客家文化发展的全新维度。

　　2022年，《海洋客家与梅州华侨华人研究》一书出版，为海洋客家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如今的世界客商大会，更是成为海洋客家与原乡客家联结的重要纽带。从第一届的“叙乡情、忆往昔”，到第七届的“聚全球客商 助高质量发展”，南洋客商从揣着乡愁回乡，到带着项目、资金共谋发展，印尼客属联谊总会执行主席陈志明所言的“引进来”“走出去”，成为新时代客家侨胞的共同追求。

　　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经济合作日益紧密，千年客家的故事，也在海洋客家与原乡客家的双向奔赴中，续写着新的篇章。客家儿女跨越山海的联结，不仅是血脉的传承，更是客家精神的延续，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客家网观察】

　　客家人的下南洋史，是一部客家文化的海洋拓展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跨洋交流的奋斗史。从“靠山吃山”到“向海而生”，客家儿女冲破地理与观念的阻隔，在南洋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天地，更将客家的勤劳务实、开拓进取、崇文重教、家国情怀融入海洋文明，铸就了“海洋客家”的独特标识。

　　数百年间，南洋客家华侨从未忘记根脉，反哺乡梓、报效祖国的行动从未间断，他们既是客家文化的传承者，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更是中国与东南亚友好合作的桥梁。如今，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海洋客家”的内涵不断丰富，世界客商大会等平台的搭建，让客家侨胞与原乡的联结更加紧密，客家精神也在跨洋交流与合作中，成为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 互动话题

　　在客家人下南洋的数百年历史中，叶亚来、张弼士、田家炳等侨领的故事令人动容，哪一位客家侨胞的事迹最让你印象深刻？你眼中的“海洋客家”精神有哪些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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