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历史、地理还是人文，岭东都同气连枝，自成一体，具有与岭南不同的母语方言、风俗习惯和人文特质。正是这种“不同”，构成了岭南文化多元化的异彩纷呈。 有感于时下受当代行政地理划分的影响，而过分强调粤东潮客之间的分野，文化学者林伦伦觉得有必要重新把“岭东人文”的旧概念拿出来再谈一谈。
作为地理与行政概念的“岭东” 先谈谈“岭东”的历史地理问题。岭东，从字面上看，自然是指在“x岭”或“xx岭”之东，与“岭南”是指“五岭之南”一样的道理。一些学者认为“岭东”应该是五岭之一的大庾岭之东侧。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岭南背靠五岭而面大海，岭东则为五岭之东，而穷于海，盖以五岭为始，而讫于揭阳也。”据明代汀州《临汀汇考》载，地处岭东的汀虔梅循之地，皆“扬州腹内陆，据今图在三省交界处”。换言之，古代的这个“岭东”大概指的是今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汀（汀州，今龙岩、三明市部分）、虔（虔州，今宁都、瑞金、石城）、梅（今梅州市）、循（循州，今惠州、河源、兴宁、五华等地）之地”。  从行政地理的视角谈“岭东”，需要从披阅几部史籍的记载开始。《晋书·地理志》载：“广州……东官郡，领县六，岭东之地属焉。”说明此处“岭东”泛指南岭以东的岭南东部，与“岭表”（岭南）相对。《宋史·地理志》载：“广南东路，盖古南越之地……其地自岭东至于海。”说明宋代“广南东路”涵盖今广东大部，“岭东”指南岭以东至沿海的粤地。《清史稿·地理志》载：“潮州府、嘉应州，岭东之冲也。”在清代，“岭东”明确指向粤东的潮州、嘉应州（今梅州）等行政区。也就是说，“岭东”的概念，随着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更而有所缩小，“岭东”演变成“粤东”的概念了，基本范围就是惠州、嘉应州、潮州三府的地盘。这个行政地理格局从清朝到民国都基本稳定。
清初承袭明制，地方行政机关分省、道、府、县四级，广东省下辖广肇罗道、南韶连道、惠潮嘉道、高雷阳道、廉钦道、琼崖道六道（类似于现在的副省级中心）。康熙二十二年（1683）置惠潮道，驻惠州府，领惠州府、潮州府；雍正十一年（1733）嘉应州设立之后增领嘉应州，并更名惠潮嘉道。衙门设在今潮州市湘桥区城南中学后（现仅存当时道台衙门的后花园）。1912年，民国废除清朝设立的“道”。但两年后的民国三年（1914），在粤东设置潮循道，设道尹，治所驻于澄海县的汕头埠，辖潮安、潮阳、揭阳、饶平、惠来、大埔、澄海、普宁、丰顺、南澳、惠阳、梅县、兴宁、陆丰、海丰、博罗、河源、五华、紫金、蕉岭、和平、连平、平远、龙川、新丰等25县，管辖隋唐时潮、循二州故地（即清朝时潮州府、惠州府、嘉应府境），故称潮循道，相当于今汕头、汕尾、潮州、揭阳、惠州、梅州、河源市境。 值得注意的是，惠州旧府衙前（今惠州市惠城区中山公园）有牌坊两面镌刻着“梁化旧邦”“岭东雄郡”八个大字。而潮州古城的东门楼上，则悬挂“岭东首邑”的牌匾。两块牌匾的设立，均源于其在“岭东”地区所占据的重要地理位置与相应的政治、军事战略价值。 如果从自然地理方面看，东江和罗浮山脉即成为“岭东”（粤东）与“岭南”的地理分界线。 近现代“岭东”人文共同体的形成 再谈谈“岭东”的人文现象。“岭东”这一地理与文化概念，在民国时期已深深融入粤东文人的精神世界，成为其身份认同与创作表达中不可或缺的集体印记。1902年，大埔籍著名学者温丹铭先生与嘉应州最后一位进士杨沅合作在汕头创岭东首份报纸，便取名《岭东日报》。
“岭东”之称，迁到台湾创业的客家和潮州人也始终记得，他们创办学校时，也用“岭东”来命名，以记住故乡之“根”。如梅县乡亲蔡亚萍博士创办的岭东科技大学、岭东中学。丘逢甲先生从台湾回到家乡，落籍海阳，在其故乡蕉岭和潮州办过“东文学堂”，而最后在汕头办学就定名为“岭东同文学堂”。这所学堂培养过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首任校长邹鲁和河南大学（第五中山大学）校长、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前身）文理学院院长黄际遇等英才。 近代以降，“岭东名士”层出不穷，其所指多以惠州、潮州、嘉应三州（府）为核心区域，涌现出如杨沅、丁日昌、黄遵宪、丘逢甲、温仲和、丘晋昕、吴世骥、饶锷、黄际遇、吴贯因、林风眠、詹安泰、彭士禄、饶宗颐、丘成桐、黄旭华等诸多俊杰。1903年，韩山书院改制为“惠潮嘉师范学堂”，其师资与主事者亦多出自岭东士林，如翁廷资（海阳）、佘圣言（陆丰）、詹学海（长乐，今五华）、郑家兰（丰顺）、王利亨（梅县）、李光彦（梅县）、黄钊（镇平，今蕉岭）、黄仲容（梅县）、丘建猷（大埔）、李铿载（梅县）、何探源（大埔）、何如璋（大埔）、丘逢甲（镇平，今蕉岭）、温廷敬（大埔）、王显诏（潮州）、黄海章（梅县）、詹安泰（饶平）、丘玉麟（潮州）、饶宗颐（潮州）等人，皆在其中执掌教席或担任主讲，足见其时岭东文脉之深厚、人才之荟萃。 尤其在文学艺术领域，“岭东”实力派群体通过长期的地缘互动、学术交往与创作实践，逐步形成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文艺共同体。该群体不仅在岭东本土影响深远，其声名更辐射全国，成为近现代岭南文艺版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群体涵括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脉络清晰，代有传承：明代先贤如李士淳、罗万杰等人，被后世尊为“岭东先贤”；清代中期以前，宋湘、温训、杨缵绪、饶曼唐等，则以“岭东才子”闻名于世；至清末，丘逢甲、黄遵宪、胡曦（胡晓岑）与丁乃潜四人，因诗风卓然自立，被并称为“岭东四大诗人”，共同开创了影响深远的“岭东诗派”；同期，丘逢甲、黄遵宪、丁日昌、何如璋又在政治、教育与文学领域贡献卓著，被尊为“岭东四先生”；女性诗人中，范荑香、黎玉贞、叶璧华亦并称“岭东三大女诗人”，展现出岭东文坛的多元面貌。 20世纪30年代初，以孙裴谷、范昌乾、高振之为代表的潮汕画家在汕头创立“艺涛画社”，并于1931年集结作品，由汕头文华图书公司出版了《岭东名画集》。报界先驱吴子寿在序言中寄予厚望：“他日岭东画家作品，抗衡于域中。”作为画坛前辈，孙裴谷更以“岭东画痴”为号，足见其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与自觉。这些事例表明，至迟到20世纪早期，“岭东”作为具有鲜明文化认同的地域概念，已在艺术界与社会各界深入人心。 承此脉络，后续涌现的林风眠、佃介眉、王显诏、李开麟、赖少其、郭笃士、庄华岳、王兰若、林逸、黄独峰、谢海燕、陈大羽、刘昌潮、林受益、梁留生、杨之光、陈望、饶宗颐等画家，进一步构筑起现代“岭东画坛”的雄厚阵容。他们或承续本土笔墨传统，或融汇中西艺术理念，共同推动了岭东美术创作的繁荣与演进，使这一地域群体的艺术影响力持续扩大。 汕头自1860年开埠以来，因商而兴，因侨而旺，逐渐发展成为岭东地区的经济枢纽与商贸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参与投资建设的并非仅有潮汕籍人士，众多客家人士也积极投身其中，彰显了区域内部的经济融合。例如，投资修筑潮汕铁路的张榕轩、张耀轩兄弟，创立张裕酿酒公司的张弼士，以及祖籍福建龙岩的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等，皆在此留下了深刻的商业足迹。彼时岭东商脉活跃、市埠兴盛，其经济活力与辐射能力，已可与传统上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岭南”商业区相提并论，进一步奠定了其在华南区域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当代学术视野中的岭东整体性 同属岭东地区的梅州和潮汕地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人文不可分。饶宗颐先生在《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何以要建立“潮州学”》一文中指出：“在嘉应直隶州设立以前，整个梅州原是潮州地区所属的程乡（后来分出镇平、平远），长期受到潮州的统辖。说客家话的大埔、丰顺二县亦属潮州所管，至近时方才割出。所以研究雍正以前的潮州历史，梅州、大埔都应该包括在内，这说明客家学根本是潮州学内涵的一部分，不容加以分割的。” 北京大学博雅讲习教授陈平原先生也曾在《六看家乡潮汕——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一文中讲到：“谈‘岭东’，不全然是地理概念，更关切的是历史及人文，……所谓‘潮客一家亲’，一是历史上行政区划来回变动，二是经济往来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方言不同，但风俗相近，属于同气连枝。……十多年前，我撰写《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曾论及丘逢甲之所以能够由‘归籍海阳’而迅速融入潮汕文化，除了祖上屡次迁徙养成的热爱乡土的‘不二法门’，更有潮、嘉两州地理相邻、习俗相近、经济互补，比较容易互相渗透的缘故。” 著名历史学家、历史人类学华南学派领军人物陈春声教授在《潮学研究的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中同样谈及“潮”“客”不分家的问题。陈文认为：“传统上，中国人称一个人或一群人为‘潮州人’‘开封人’或‘泉州人’时，更多的是指其地望或籍贯，而非族类（或方言群体）。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潮州人’从来没有作为一个与‘客家人’相对应的概念被使用。……正如饶宗颐先生所言：‘福老、客家以语言、礼俗为区别。其原操福老语者，移入客区则为客家；反之，客家入居福老语地区，其受同化亦然。’” 无论是历史、地理还是人文，岭东都同气连枝，自成一体，具有与岭南不同的母语方言、风俗习惯和人文特质。正是这种“不同”，构成了岭南文化多元化的异彩纷呈。对岭东人文现象及其历史进行研究，将对整个岭南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有所裨益。因此，无论是研究客家历史文化还是潮州历史文化，我们都应当具备“岭东”的整体视野。唯有如此，方能突破单一民系或现行行政区划的局限，形成更为贯通、立体的学术认知，避免因视角狭隘而陷入自我设限的境地。 |
